劉勰在《文心雕龍》各篇中,並非為“情”而談“情”。他的談論是有針對性和現實感的。
劉勰對於文學(包括文章)的觀點,認為情與辭這兩者是根本。劉勰在《情采》篇說:“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性情。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2]“情經”和“辭緯”編織成文,但情與辭孰輕孰重呢?劉勰認為,情重於辭。所以他又說:“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誌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這就是劉勰對當時的文壇發出來的聲音。劉勰首先把“詩人”與“辭人”對立起來,把詩經的“什篇”同漢以來的“賦頌”對立起來,進一步就把“為情者”與“為文者”對立起來,並批判“為文者”“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其作品“**麗而煩濫;同時表彰“為情者”作品“風雅”,是“誌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這是劉勰對漢代辭賦興起之後的一種評價,很明顯,他固守的是《詩經》作者的“誌思蓄憤”的傳統,並以此傳統作為參照係來批評漢代辭賦之作。“後之作者”以後的文字,則是針對齊梁時期文學創作而說的,話說得很重,“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表現出劉勰對其身處的文壇一味**靡風氣之不滿。
那麽,人們就要考察一下,劉勰這種評論是否符合文學發展的實際,他的批評是否有道理?我們先來看看前輩學者是怎樣說的。紀昀對《情采》有評論,說:“齊梁文勝而質亡,故彥和痛陳其弊。”[3]肯定了劉勰的批評。隨後黃侃也說:“舍人處齊梁之世,其時文體方趨於縟麗,以藻飾相高,文勝質衰,是以不得無救正之術。此篇旨歸,即在挽爾日之頹風,令循其本,故所譏獨在采溢於情,而於淺露樸陋之文未遑多責,蓋揉曲木者未有不過其直者也。雖然,彥和之言文質之宜,亦甚明憭矣。首推文章之稱,緣於彩繪,次論文質相待,本於神理,上舉經子以證文之未嚐質,文之不棄美,其重視文采如此,曷嚐有偏畸之論乎?然自義熙以來,力變過江玄虛衝淡之習而振以文藻,其流波所**,下至陳隋,言既隱於榮華,則其弊複與淺露樸陋相等,舍人所譏,重於此而輕於彼,抑有由也。綜覽南國之文,其文質相劑,情韻相兼者,蓋居泰半,而蕪辭濫體,足以召後來之謗議者,亦有三焉:一曰繁,二曰浮,三曰晦。繁者,多征事類,意在鋪張;浮者,緣文生情,不關實義;晦者,竄易故訓,文理迂回。此雖篤好文采者不能為諱……”[4]黃侃從文質變化的情況出發,指出雖然劉勰所處的齊梁時期,既有文勝其質的“采溢於情”的作品,也有“淺露樸陋之文”,但劉勰的《情采》篇偏重於批評前者,而對後者則未多談論。黃侃認為,自蕭衍以來,力圖糾正那些虛玄之作,而大力提倡文藻華麗的作品,這種作品一直延續到陳、隋時期。劉勰對此蕪辭濫體大加批判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黃侃是充分理解劉勰批評的針對性與現實感的。範文瀾在引了黃侃的話後,又借注釋充分肯定劉勰的“為情而造文”的觀點,其中寫道:“《漢書·禮樂誌》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食貨誌上》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公羊》宣十五年《傳》注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可知詩人什篇,皆出於性情,蓋苟有其情,則耕夫織婦之辭,亦可觀可興。漢之樂府,後世之謠諺,皆裏閭小子之作,而情文真切,有非翰墨之士所感比擬者。即如《古詩十九首》,在漢代當亦謠諺之類,然擬古詩者,如陸機之流,果足與抗顏行論短長乎!彥和‘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寥寥數語,古今文章變遷之跡,盛衰之故,盡於此矣。”[5]範文瀾是從勞動者的歌吟是“為情而造文”的角度,說明劉勰對當時文壇一味講究藻飾的“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之潮流的批評是必要的、正確的。持紀昀、黃侃、範文瀾這種看法的學者還有人在,因無更多新意,就不再引了。黃侃和範文瀾這樣說有沒有根據?這是有根據的。離齊梁時期不遠的的隋代人李諤在《上高祖革文華書》中說:“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複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複關心,何嚐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辭賦為君子。”這些描述和評論,對南朝文學來說,是比較懇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