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劉勰“辨騷”的曆史文化背景
屈原的《離騷》產生之後,一直有爭論,褒貶不一,需要加以分辨,所以本篇起名《辨騷》。如何理解《辨騷》篇,學術界的意見也存有分歧,主要集中在討論它屬於總論還是文體論上,共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認為還是屬於總論,即“文之樞紐”,這是劉勰自己的看法,之所以放到總論,主要是為闡明文學發展中的繼承與革新的問題。第二種,認為屬於文體論,因為騷體是一種文體,放到總論不合適。第三種,認為是總論,但也有文體論的傾向,介於“文之樞紐”和“論文敘筆”之間。
的確,楚辭照理說是一種體裁,為什麽不放到文體論中去討論,而要放到總論部分來討論呢?這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本篇討論的問題也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表麵上似乎講的是楚辭有四點合於經書,有四點不合經書,實際上這一篇是《文心雕龍》真正接觸到文學問題的頭一篇。它提出了文學的新變的必要性問題。古人早就體會到,“按楚辭者,詩之變也。”[1]的確,中國的文學發展到楚辭,是一大變化,從《詩經》到“楚辭”,可以說是一種從素樸的詩到感傷的詩的變化。
楚辭泛指楚地的歌辭,具有濃鬱的地域文化色彩。文學作品形態的差異,總是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時代,一個是地域。先說地域。從春秋到戰國,在現今中國這塊土地上,如果按文化形態來劃分,主要有兩種文化形態,即中原文化形態和楚文化形態。中原文化形態發生比較早,像“六經”都是中原文化的典籍。在中原文化中,藝術的實用性高於一切。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中庸平和被看成是藝術的極致,所以質樸是《詩經》的特色。以荊楚地區為中心的長江流域中遊,是楚文化成長的土壤。一般認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要晚一些。所以在屈原生活的戰國時期,盡管“六經”典籍早已在楚文化圈內流行,早就是楚國貴族誦讀的對象,但楚地巫教仍然盛行。據《漢書·地理誌》記載:直至戰國,楚國軍臣上下仍然“信巫鬼,重**祀”。據《漢書·郊祀誌》記載:楚懷王曾“隆祭祀,事鬼神”,並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來退秦師。民間的巫風就更為盛行。王逸的《楚辭章句》就講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這就是說,當屈原創作楚辭的時候,楚人還沉浸在一種充滿鬼神的、奇詭神秘的世界中。所以屈原的詩歌創作充滿幻想和神話的誇張奇詭,這正是神秘的楚文化滲透的結果,或者說楚文化是屈原詩歌的文化根據。再說時代,楚辭又是時代的產物。戰國時期,縱橫家奔走遊說,十分活躍。用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的話說,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質樸之體式所能載矣”。這就有了楚辭。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在《詩經》之後第一次出現的、具有新質的事物。它是具有原創性的作品,開創了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新局麵,這在中國文學史上絕對是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