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提出:“然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故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麵。”劉勰認為“性”或者說“情性”可以分為四項:才、氣、學、習。才、氣是先天的“情性”,學、習是後天的“陶染”。就風格的形成而言,先天的才、氣是潛能,後天的學、習是釋放潛能的條件。這比曹丕《典論·論文》中的“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說法進了一大步。有的學者批評劉勰過分看重先天的條件,這個看法是不能說服人的。劉勰說:“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難可翻移。”這就是說雖然先天的才、氣是重要的,但就像做木器和染絲一樣,做成什麽木器,染上什麽色彩,功夫還是在後麵。這說明劉勰也是看重後天的努力的。值得注意的是,劉勰認為,先天與後天的四個要素與後麵所講的“八體”有關。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二版中注意到這一點,他說:“劉氏所說的八體可以歸納為四類:雅與奇為一組,奧與顯為一組,繁與約為一組,壯與輕為一組。這四組就是所由構成風格原因的四類。雅與奇隻體式言,體式所以會形成這兩種不同的風格,就視其所習,所以說‘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奧與顯指事義言,事義所以會形成兩種不同的風格,有待其學,所以說‘事義深淺,未聞乖其學’。繁與約指辭理言,形成之因視其才,所以說‘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壯與輕指風趣言,形成之因視其氣,所以說‘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在這裏,雅奇、奧顯、繁約、壯輕是兩種相等的、不同的風格,雅鄭、淺深、庸俊、剛柔又是兩種相對的表示優劣的評語,兩相配合,固然不能盡當,但是雅奇與習,奧顯與學,繁約與才,壯輕和氣,卻是很有關係的,所以我們還可以這樣比附。在此四類之中再可以綜合為二組,這即是他所說的‘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情性出於先天,所以才與氣可以合為一組,所謂‘才由天資。’陶染出於後天,所以學與習又可合為一組,所謂‘學慎始習’。”郭紹虞先生列出一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