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的學習體會,劉勰《定勢》篇所講的“勢”,是指語勢,即《通變》篇所說的“文辭氣力”之“勢”。無論是哪一種“體”,首要的因素是語言文字,正是語言文字構成了“體”的基礎,若沒有語言文字,那麽文章之“體”就不存在,怎麽能講到與“體”相關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呢?從這個意義上,高爾基所說的“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是不刊之鴻論,是永遠不會過時的真理。劉勰講“勢”所提出的第一原理就是“即體成勢”或“循體成勢”,就是從文章之體的語言文字層麵來規定“勢”,那麽這“勢”就首先是一定的文章體裁所要求的語勢。劉勰未給“勢”下定義,他用了比喻,
勢者,乘利而為製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
這就是說,對一個事物來說,“勢”不是人為強加的,它是事物的本身運動的自然趨勢。文章體裁與語言文字之勢的關係也是如此。不同的文章體裁自然而然地要求與它匹配的語勢,這語勢,用現代的名詞來稱呼,也就是語體(style)[10]。敘述文一般不能用議論語體,也不能用抒情語體,隻能用敘述語體,否則就不符合語勢。反之,議論文、抒情文也一樣。要是從古典文學的角度看,詩有各種體製,如古體、近體,近體又可分為四言體、五言體、七言體、雜言體等。小說也有各種體製,傳奇、話本、章回小說等,抒情文也可分為散文體、駢文體等,這些不同的文學作品體製,在語言文字的長短,聲律的安排,排行的樣式等方麵都有起碼的規定,這就構成了不同的語體。這種不同的語體實際上因長短、對偶、聲律等不同,自然而然地會形成不同的語勢。我們讀律詩與讀詞,讀散文與讀韻文,讀詩歌與讀小說,就會感覺到那語體之勢是不同的。劉勰生活的時代,他提出的六種語體之勢:典雅、清麗、明斷、核要、弘深、巧豔,是與章表奏議、賦頌歌詩、符檄書移、史論序注、箴銘碑誄、連珠七辭相匹配的,是“其勢也自轉”,“其勢也自安”,是“即體成勢”或“循體成勢”。總之,勢的第一個定義是指體裁所要求的“語體”。這個說法,並不是從劉勰開始的,劉勰之前,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即提出:“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這裏所謂的“四科不同”,就是說“奏議”、“書論”、“銘誄”、“詩賦”這四種文類或體裁各有自己的語體,這語體就是這“四科”所要求的“雅”、“理”、“實”和“麗”。曹丕這一論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此前的論談,很少專門從體裁的角度來規定語體,人們談論的都是文類的思想內容,如前麵談到儒家常論的“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等,總是宣揚儒家政教而強寓訓勉。文類的意識淡薄,文類所規定的語體意識更淡薄。到曹操、曹丕父子,抑儒家政教而揚文學自身。魯迅談到曹丕也特別提到他的“詩賦欲麗”的意義,他說:“曹丕著有《典論》……那裏麵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眼光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11]魯迅這個評價很獨特也很有分量。陸機接著曹丕,在《文賦》中對此有進一步發展,他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這裏陸機把當時的主要文章類別或體裁分為十類,即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並對這十類體裁的題材都有大致的要求,又根據不同體裁的題材特點,提出不同體裁的語體規範。顯然,劉勰的《定勢》篇是接著曹丕、陸機的說法而“接著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