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劉勰的《情采》篇的確如王元化所述,是“情誌互滲”,似乎是《詩》《騷》兩種傳統的融匯,但是我們還是要簡要地通過對中國文論發展曆史的考察,來看劉勰的“情采”說是屬於漢代經學的教化論,還是屬於從曹丕的《典論·論文》開始的講“氣”、講“麗”的審美論?因為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觀念的確出現過一次轉型,從道德教化論轉到“緣情”的審美論。誠如魯迅所言:“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麵起了一個重大變化。”[6]那麽究竟起了怎樣的變化呢?魯迅認為,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師,他的文章清峻、通脫。曹丕則主張“文以氣為主”“詩賦欲麗”,“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7]當然,魏晉風度的出現,不僅僅是文章風格的變化。在文章風格的變化後麵,是文學觀念的變化。漢代儒家的經學文學觀念在解讀《詩經》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時有魯、齊、韓、毛四家解詩,前三家屬於今文經學,後一家屬於古文經學。但這四家解詩並無根本不同,四家都是用“美刺”解詩,立意在說明詩不過是王道政治和禮俗風教之工具。不論是什麽詩,都不過“美刺”兩端,而且這兩端都是符合王道政治和禮俗風教的。目前保存得比較好的《毛詩》,幾乎每一篇都要點明是“美”還是“刺”,這種“美刺”即所謂的“順美匡惡”,都不離“王道”、“禮義”與“政教”。所以在漢代經學興盛時期,雖然表麵上也說“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毛詩序》)。但一具體到解釋作品時,就暴露了他們所講的“誌”與“情”,不外乎還是王道、禮義、政教,如同是在《毛詩序》中前麵說了“誌”與“情”,後麵解釋《關雎》時卻說:“《關雎》,後妃之德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意思是此篇讚美後妃的美德,讚美她心胸竟然如此開闊,為自己那做君主的丈夫能與淑女相配而高興至極,不但無絲毫嫉妒之心,還為此感到思賢若渴。這種對於詩的意義的曲解,完全反映出詩人的個性、情感和語言並沒有進入這些經學家的視野。漢代經學家的文學觀念的泛政治化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