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文所述,在流行的解釋中,把情與采並列起來,認為劉勰是講內容與形式關係的辯證關係。本文不想沿著這種研究思路走下去,想換一種研究方法,將從“情”到“采”的過程視為一種動態的過程來研究。即“情”的產生有一個過程,從“情”呼喚“采”,並賦予以“采”也是一個過程。從這種動態的過程分析中,也許能發現一些新的東西。
我認為,劉勰本篇的最大貢獻,是揭示了人的自然感情經過兩度轉換而形成文學創作的機製。
劉勰針對當時文壇上出現的“文勝質衰”和“繁采寡情”的流弊,在本篇強調“為情而造文”,強調“述誌為本”,反對“為文而造情”,反對“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提出了“情者文之經”的審美論。這是本篇主旨所在。“情者文之經”這一判斷,標誌中國詩學從詩乃“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能教化論到審美論的轉變。這在上麵已經做了闡述。但是“情”從何而來呢?這是首先必須明確的問題。劉勰認為詩情最深的根源是人的“本色”,歸根結底是從人的自然情性中來的。劉勰說:“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意思是說,粉黛隻可用來美化容貌,而顧盼生色來自美女自身的豐姿;辭藻可以潤飾言辭,而言辭的美麗卻來自人的本來的性情。換句話說,如果女子本身不夠美麗的話,那麽無論如何“顧盼”也是不會“生色”的。同樣的道理,如果人的“情性”本身沒有內涵,不夠豐厚、不夠活躍、不夠真實,那麽無論如何得能說會道,他的語言也不會有美麗的文采的。劉勰認為作者的情性的“本色”是最為重要的,就像那江河的水在潺潺的流動中,才會泛起美麗的波紋;又像那樹木的根隻有結實地紮入土地,才會開放出美麗的花朵(“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劉勰進一步認為,文學的“情”就來源於作為本色的自然情性。劉勰說,“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研究體味《孝經》《老子》的話,就知道文章的華美或質樸依附於各人的性情)。詩的情感既然萌生於詩人從自己生命和生活中體味到的真實感情,那麽隻有“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隻有從源頭上分清涇渭的清濁,在駕駛時分清正路和邪路的方向,才可以駕馭文采)。是性情駕馭文采,不是文采駕馭性情。文學情感光靠文采是不能裝飾出來的。總之,劉勰認為詩情源於人的本真的性情。創作要求真情,所謂“為情者要約而寫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