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狀況:一致中的不一致
《時序》篇主要討論文學發展與時代的關係。但這種討論不是劉勰的首創。早在《孟子》中,孟子就提出了“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1]清楚地說明了詩歌與時世的聯係。又《禮記·樂記》中也說:“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2]
《禮記·樂記》的重點在說明時代的政治與音樂的關聯,也是很有見地的。《毛詩序》中除了繼承了《禮記·樂記》的思想外,也說:“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俗殊,而變風變雅作矣。”這是說明一代的詩風與一代的政教變化的關係,實際上也是講文學發展與時代的聯係。劉勰顯然是繼承了前人的這些觀點,並加以係統地發揮,形成了《時序》篇的論述。
近代以來關於《時序》篇的研究很多,大體上是一致的,但在一致中又有不一致。這裏主要評述三家的研究。
(2)郭紹虞的“文學史觀”論。郭紹虞認為《時序》“是一篇關於文學史方麵的專門論文,它集中地反映了劉勰的文學史觀,比較全麵地敘述了自陶唐至齊代的文學發展過程……作為劉勰的文學史觀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社會現實,影響、決定文學的發展;時代的政治,必須要反映在文學創作當中。所謂‘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這一觀點,貫串在全文的具體論述中。從這一觀點出發,劉勰敘述了每個時代的文學,舉出一些代表作家或代表作品,來說明每個曆史時期的文學麵貌和特色……文學的發展是受社會現實製約的。同時,文學本身有自己的內在發展規律,即前後繼承的關係。這一觀點在本文中表現得也很明顯”。[4]郭紹虞強調的重點是劉勰的文學史觀念,即認為文學發展既有社會現實的影響,也有文學本身前後的繼承關係,劉勰並不是完全客觀地敘述文學的曆史發展,對其中的一些作家及其作品依據自己的文學觀加以褒貶。郭紹虞的論述當然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