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我們已經確定、並找出了見於《大乘要道密集》和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北京國家圖書館中的那些漢譯藏傳密教修法和儀軌中的大部分的藏文原本，並對其中的一些文本作了對勘、整理和研究。從我們迄今已經完成的這部分研究來看，漢譯藏傳密教文獻中數量最多的無疑是屬於薩思迦派所傳“道果法”（lam'bras）的文獻，其中有多部是對傳為印度大成道者密哩斡巴親傳“道果法”之最根本的文獻《道果金剛句偈》（Lam'bras bu dang bcas pa'i rtsa ba rdo rje'i tshig rkang）或者《道果教誡和要門》（Lam'bras bu dang bcas pa'i gdams ngag dang man ngag du bcas pa）的釋論，其餘則多為與“道果法”修習相關的各種修法和儀軌。其中很多是薩思迦派曆輩祖師，特別是三世祖葛剌思巴監藏（Grags pa rgyal mtshan,1147—1216）、四世祖薩思迦班智達（Sa skya pand··ita Kun dga' rgyal mtshan,1181—1251）和五世祖八思巴帝師所造釋論、修法和儀軌的漢譯文。
粗略地說，《大乘要道密集》基本上就是一部“道果法”的修法和儀軌匯集。這與薩思迦派上師曾世襲為蒙古皇帝之帝師、很多薩思迦喇嘛曾在蒙古宮廷和京城內外活動的曆史事實相符。薩思迦喇嘛於元朝宮廷中的獨尊地位應當與其傳授密法而得到蒙古大汗推崇有關。八思巴貴為帝師，藏文史書中一再提到他曾三次為元世祖忽必烈汗和察必皇後授喜金剛灌頂。可是，在漢文《大藏經》中，我們隻見到有三部歸於八思巴帝師名下的作品，即《彰所知論》《根本說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範》和《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習學略法》，它們是分說佛教宇宙觀和佛門戒律的尋常經軌，與藏傳密法無關。故隻有當《大乘要道密集》和分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和北京國家圖書館中的這些漢譯藏傳佛教文獻再度被公之於世，藏傳密法於元朝宮廷內外傳播的曆史真相才真正得以揭露。這些漢譯藏傳佛教文獻無一例外全部都是密教文獻，這顯然更加符合元朝宮廷內外所傳藏傳佛教多為密教性質這一曆史事實。而僅從當時曾有《密哩斡巴上師道果卷》十卷傳世這一事實，即可窺見薩思迦派之“道果法”於漢地信眾中流行之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