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用語文學方法對《大乘要道密集》和其他同類型文獻進行的文本研究依然還處於開始階段，要對每一個文本逐一進行細致的語文學處理無疑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然而，每一個文本研究的完成總會使我們對藏傳密教於西域和漢地傳播的曆史有新的了解和認識，有時還會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發現。迄今為止一個最令人吃驚的發現是：我們正在研究的這些文獻中的相當一大部分應該並不如我們習常以為的那樣是元代的作品，它們實際上應該是明代的翻譯作品。這一結論即來自我們對文本的精讀和研究，而主要依據是對其中許多部文獻的譯者“莎南屹囉”之生平年代的重新考慮和認定。
“莎南屹囉”翻譯的藏傳密教文書見於《大乘要道密集》中的有九部，分量差不多占全書的一半。而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和《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兩部藏密文獻的譯者亦是這位“持咒沙門莎南屹囉”。[30]此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八部善本藏傳密教法本中也有四部，即《端必瓦成就同生要》《因得囉菩提手印道要》《大手印無字要》和《喜金剛中圍內自受灌儀》等是莎南屹囉所譯。[31]可見，莎南屹囉曾是漢譯藏傳密教文獻的一位非常多產的大譯師，他的譯文在迄今所能見到的同類文獻中所占的比例極大。
這一聽起來相當簡單的發現對於藏傳佛教於漢地傳播曆史的研究卻具有顛覆性的意義。以前，盡管我們知道明代對西番采取多封眾建政策，分封了大量的西藏喇嘛為法王、教王和國師，藏傳佛教在明代中國應當與在其前朝一樣得到了較廣泛的傳播；可是，我們在明代漢文文獻中幾乎見不到任何有關藏傳密法之實際內容的記載，明代士人筆下的番僧和藏傳佛教形象依舊非常負麵。[34]此前由於沒人知道有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存世，所以至今沒有人可以對明代藏傳佛教傳播史做認真和深入的研究。當譯師莎南屹囉被確定為明朝人、西天大國師智光和其上師西天班智達俱生吉祥被確定為藏傳密法傳人，明代藏傳佛教史的研究一下子被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野，突然之間我們擁有了大量可用於研究明代藏傳密教史的第一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