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將莎南屹囉的身份確定為明代譯師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相當令人困惑的問題，即我們接下來應當如何來看待藏傳佛教在蒙元時期傳播的曆史？如果將莎南屹囉所翻譯的這些藏傳密教文獻從我們習常以為的元代漢譯藏傳佛教文獻中除去，同時也將可能屬於西夏時代翻譯的那些密教文獻除去，我們不無驚訝地發現，真正可以歸屬於元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的部分實在已經所剩無幾了，這似和元朝藏傳密教曾於蒙古宮廷內外廣泛流傳的史實不相符合。於是，我們必須對蒙元時代藏傳佛教傳播的曆史做重新的思考和認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見於《大乘要道密集》中，和今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和中國國家圖書館中的那些經莎南屹囉之手翻譯的藏傳密教文獻可以肯定都是明代的作品，但藏傳密教，特別是薩思迦派所傳的“道果法”曾經於蒙元時代得到過廣泛傳播當依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薩思迦派所傳“道果法”既流行於西夏，又盛行於明朝，它不可能獨獨不見於薩思迦派喇嘛居於獨尊地位的元朝。即使除去那些可以明確認定為西夏時代，或者是明代的翻譯作品，對《大乘要道密集》中剩下的那些無法明確其翻譯年代的文獻我們依然有理由把它們認作是元代的作品。此外，雖然見於黑水城出土漢文佛教文獻之中的漢譯藏傳密教文獻大部分出自西夏時代，但也有好幾種與大黑天崇拜相關的密教儀軌文書，如《慈烏大黑要門》《大黑求修並作法》《吉祥大黑修法》等，以及數量不少的其他本尊禪定儀軌和與《捺囉六法》相關的瑜伽求修法、要門等，可以被認定為是元代的作品。[39]這說明，元代確實有漢譯藏傳密教文獻存在，它們曾經在元朝宮廷之外的黑水城地區流傳過。這些文獻證明大黑天崇拜確曾在元代中國廣泛流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