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著名佛學家呂澂先生最早注意和研究《大乘要道密集》，也最早對《大乘要道密集》之成書年代做過比較深入的討論。他提出：“《大乘要道密集》中各種譯本皆無年代題記。今從譯文譯師考之，大約出於元代大德至正之際。其證有三：一、《密集》卷三寶昌傳譯《解釋道果逐難記》引《文殊真實名經》雲‘過去正覺等已說’，又卷四惠幢譯《大手印配教要門》引《文殊真實名經》雲‘決定出於三乘者，住在於彼一乘果’，皆用元代釋智所譯《聖妙吉祥真實名》之譯文。釋智譯本在大德十一年以前即已收入弘法寺大藏。其後，至大初，沙囉巴不愜釋智之譯，又重出《文殊最勝真實名義經》，參酌梵籍，改正名句，頗雅訓可誦。寶昌、惠幢引《真實名經》譯文不用沙囉巴所翻者，當是時代在前未及見之也，故寶昌、惠幢二家之譯，最遲亦應在大德年間。 二、《密集》中莎南屹囉所譯之籍獨多”，而“卒於元順帝至正十七年（1357）。其資莎南監藏生於元仁宗皇慶元年，卒於明太祖洪武八年（1312—1375）。故莎南屹囉之翻譯傳授，當在至正年間。三、《密集》卷四有《大菩提塔樣尺寸法》一種，為布思端bu-ston所著”。而此書之作“在布思端六十三歲壬辰年，即至正十二年（1352），故兩書之譯最早亦應在至正十二年以後”。[2]
在呂澂先生研究《大乘要道密集》時的20世紀40年代初，他所作的上述分析應該說還是很有道理的，他指出的《大乘要道密集》不可能早於元末成書也無疑是正確的。當年呂澂先生或尚不知黑水城出土漢文佛教文書中有類似的藏傳密教文獻存在，不知道藏傳佛教曾於西夏王朝廣泛傳播之事實，故他不可能考慮到《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很多密教儀軌文本很有可能是西夏時代的譯本。例如，呂澂先生提到的寶昌傳譯的《解釋道果逐難記》和惠幢譯《大手印配教要門》實際上不可能是元代大德、至正年間所譯的作品，而應當是西夏時代的作品。於今天看來，這兩部譯文中所引《真實名經》用釋智譯文一條無法用來作為證明它們是元代譯作的證據，因為我們已有充足的理由證明釋智譯《真實名經》是西夏時代的作品，特別是當這部一直被認為是元代所譯的密教續典的殘本出現在拜寺溝西夏方塔出土文獻之中時，它的西夏身份已經得到了明確的確認。說釋智［慧］所譯《文殊最勝真實名義經》是西夏時代的作品最初是由卓鴻澤先生提出來的，他認為釋智所根據的原本不是梵文本，而是西藏文本。[3]而他的這個說法得到了西夏出土文獻的支持，或者說它為我們解決了一個晚近處理新發現西夏時代文獻時遇到的一個難題。20世紀90年代初，於銀川郊外拜寺溝西夏方塔中所獲漢文文獻中有一部嚴重殘破的佛教文書，編號為F036。因首尾不全，無明確標題，故錄者暫將其定名為《初輪功德十二偈》。後有專家考證“此經未為曆代經錄所記載，也不為曆代大藏經所收，是研究西夏佛教和我國佛教的新資料”。[4]事實上，這部所謂的《初輪功德十二偈》即是釋智所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殘本。如果按通常所認為的那樣，釋智為元人，那麽經各科專家認真認定的拜寺溝方塔為西夏時代方塔就不見得是事實了。但若如卓博士所言，釋智是西夏時代人，那麽拜寺溝西夏方塔的真實性反而可以因為其中出現了他所譯的《聖妙吉祥真實名經》而獲得肯定了。此後，孫伯君先生又從西北漢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了釋智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語言特征，同樣證明了它的西夏來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