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層麵的君子、小人之辨，無不說明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存在著君子情結。借此情結，落實到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必然導致政治群體歧為兩橛，即君子黨與小人黨，進而形成門戶紛爭的政治氛圍。
（一）從“**平正直”之說看黨爭的形成
真正的君子，其立身行己，應該各有本末，既不妄自求人之附我以自尊，也不肯妄自附人以自貶。不求人之尊，又不失之遜；不附人，卻不失之亢。
按照傳統的觀念，“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疏，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如一。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賣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67]其實並不盡然。揆諸明代的士人群體，堅持自己人格獨立的君子，其例也能找到幾個。如張陽和與羅文懿曾是同學關係，後羅文懿在鄉試時將張陽和取中，照例張陽和應該自稱門生，但陽和並未自署門生。盡管羅文懿深以為撼，但陽和一概不顧，我行我素。又高拱在殿試時取中羅文懿，羅文懿也不署門生。[68]可見，凡是講究名節的君子，大多不肯屈於座主，以保持自己人格的獨立性。然而，科舉習氣最終導致讀書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是以“座主”為師，而不是以自己真正的啟蒙師或授業經師為師。於是，師生之間，不過是一種利益關係，是利害關鍵所在。正是在這種關係上，才出現了所謂的“君子黨”與“小人黨”。
黨爭之形成，究其原因，尚應從傳統儒家所倡導的“**平正直”之說加以考察。“佐**平正直之化，消背公死黨之風”，這無疑是儒家士大夫的理想。然明代黨爭之烈，為曆朝所無法比擬，一如明人焦竑所言：“近又有假漢之節，文唐之穢，以伓文、執誼之實，而被之以喬、固、膺、滂之名，其利甚膻，其途甚徑，其毆世之躁競者，而盡歸之不止也。”為此，焦竑專門在科舉的策問中，以黨爭為題，讓那些科舉士子作一回答。這顯然說明了晚明黨爭問題的嚴重性。焦竑設問者有三題：首先，他不得不承認，士君子立朝，必須有所依傍才能成就自己的功業。孔子言：“君子群而不黨。”但是，“黨”與“群”，其間又有何差別？其次，從曆史的源流來看，漢、唐、宋三朝朋黨，大都起於季世，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而自相攻擊，那麽，其中的得失可否臚列且加以品騭？最後，或言漢為“群而不黨”之“君子”，唐為“比而不周”之“小人”，是否如此？[69]這三個設問，無不切中當時黨爭之風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