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傳統的觀念，君子、小人之辨，屬於天下之大防之一。按照王夫之的說法，維係天下的大防有二：一是中國與夷狄之分，二是君子與小人之分。盡管大防有二，但王夫之還是將其歸結為一，此即“義、利之分”。[161]
在傳統中國，對人物的論定，尤其講究家庭的出身，這就是民間所謂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毫無疑問，門第家風對一個人一生的成長起著比較關鍵的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個人人格的發展，更多取決於其社會關係。換言之，君子、小人並非天生，更多的則是受到後天的教育乃至政治環境的製約。說得更直白一些，在萬曆、天啟之交形成的君子黨東林黨與小人黨閹黨之間，其子弟的結局，究竟如何？假若通過具體的考察，顯然對傳統觀念中的君子、小人之爭的認識會更趨理性。
從曆史的經驗來看，一旦名列小人奸黨，勢必辱及子孫，子孫亦以祖先為恥，甚至子孫羞於承認自己的祖先，導致“有子孫而滅絕”的境地。[162]這是事實。然揆諸明末黨爭的事實，可知君子、小人並非世襲。
就東林的子弟來說，無氣節者不乏其例，但亦有子弟奮起者。東林黨中人物，並非一概得到了很好的時評。即以吳昌時為例，其人在崇禎朝就並無時譽。即使如此，其子吳祖錫的行為，盡可一洗昌時之恥。史稱吳祖錫晚年亡命，更名鉏。清初剃發令下，祖錫“跳身去，於是狂走，南抵滇中，東之海上，以及諸山寨水舶中，如醉如魔，總求一當以**”。[163]
就閹黨子弟來說，同樣出現了兩分的現象：或節操淪喪，或自持清節。就前者而言，可以馮惟淮為例。惟淮為閹黨馮銓之子，入清後，曾任浙江提督。[164]以後者而言，其人甚眾。在萬曆、天啟之交，黨禍方熾，因為沈一貫曾任內閣大學士，所以，浙江寧波籍的很多官員均參與黨爭，形成了所謂的“浙黨”。至天啟朝，魏忠賢掌權，又有一些投機分子賣身投靠魏忠賢，士氣大喪，以致崇禎繼位之後，很多人名列閹黨爰書之中。忠臣、君子不一定世襲，奸臣、小人也不一定世襲。這些閹黨成員的子弟，頗有一些人深以父兄的行為為恥，憑借自己的行為一雪父兄的恥辱。清代史家全祖望專門搜羅了下麵七人，合為《七賢傳》一篇。這七人分別為周昌會、周昌時、邵似歐、邵似雍、姚胤昌、姚宇昌、陳自舜。此七人原本均為閹黨子弟，卻能以賢自拔。周昌會，天啟元年（1621）舉人；周昌時，諸生。他們均為禦史周昌晉的弟弟。周昌晉曾入魏閹之幕，陰鷙深賊，罷官以後，還多所殘害。昌會、昌時深以其兄行為為恥，不想與其兄同居，於是就回到了浮石的故居。入清以後，周昌會剃發為僧，佯狂不守戒律，被時人稱為“顛和尚”，最後困頓而死。周昌時按照資曆貢入國子監，但在獲得一官之後，也棄官而去，固守其誌。邵似歐，貢生；邵似雍，諸生。他們的父親邵輔忠曾入閹黨之幕，但邵氏兄弟因為別具誌節，卻不為清議所惡。明亡入清之後，兄弟二人甚至勸其父親殉國，以掩蓋以前的過錯，但終究沒能說服其父。魯王政權時，邵氏兄弟亦曾竭力資助魯王政權。正因為如此，一些明朝的遺民經常登門拜訪邵氏兄弟。姚胤昌，崇禎六年（1633）舉人；姚宇昌，崇禎九年舉人。兩人均為參政姚之光之子，學使姚宗文的侄子。當黨爭之時，浙黨以徐廷元、姚宗文為魁首，尤其是姚宗文，更是與複社人物為敵，不遺餘力。於是，姚胤昌、姚宇昌兄弟就開始接近東林、複社人物，並以氣節互相砥礪，遭到了從父姚宗文的嫉恨。明清易代以後，姚氏兄弟奔走於山海之間，最後坎坷抑鬱而死。陳自舜，為禦史陳朝輔之子。陳朝輔名列閹黨，自舜就深以其父為愧，甚至不願有人稱他為陳朝輔的兒子。陳自舜為人強毅方嚴，凡是名教所在，持之甚篤。黃宗羲在寧波講學之時，陳自舜就前去聽講，終日埋首經學，兀兀不休。一天，黃宗羲在座上說起天啟時，某官以蝦腦百斤饋贈魏忠賢，其實就是陳朝輔所為。自舜聽後，深以為恥，數日不食。除了上麵的七賢之外，全祖望還附載了謝三賓的四個孫子。謝三賓是一位反複無行的小人，陷害了很多明朝忠義之士。三賓有一子早亡，留下四個孫子，分別為謝為輔、謝為霖、謝為憲、謝為衡。四人均善於讀書，聽說自己祖父的醜事之後，無不黯然神傷。從此之後，凡是遇到明朝那些忠義子弟，則“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抑”。兄弟四人每天以吟詩為事，一切不問。於是，那些明朝的忠義子弟開始與他們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