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明朝人夏鍭曾說：“學者有三證，必有一要。三證，取予、去就、死生。一要，誠善是也。”[1]取與予，其實就是義與利之關係。孟子雲：“取傷廉，予傷惠。”傷廉者名惡，傷惠者義彰。這不但是趨利的商人必須麵臨的問題，更是那些儒家士人所必須解決好的問題。對於一個“廉賈”來說，最為重要的是免除一切惡名。唯有如此，即使小有過錯，也會被人“誦義不衰”，而商人仍可獲得好名聲。就此而論，取予可以操毀譽之心。“不取則人將德我，不予則人將仇我。寧務樹德，無務樹仇”。[2]顯然，取予又可操怨德之心。
所謂的“去就”，其實就是出處、仕隱，是學者必須麵對的三個艱難選擇之一。早在《論語·衛靈公篇》中，孔子論及君子蘧伯玉時，就曾有言：“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其意是說，人德尚未有成，則其進退出處之間，就很難適當其可。就蘧伯玉其人觀之，當邦家有道，正好是君子道長之時，他就居位行誌，出而見用於世；一等邦家無道，已是君子道消之時，他就從容引去，卷而懷之。隨時進退，才真正稱得上聖賢之大道。由此可見，出處仕隱，堪稱士人一生行為抉擇的大端。進而言之，按照儒家傳統的觀念，君子之道無他，唯有出處仕隱而已。按照清朝人袁枚的說法，這就是：“出則有陶冶人才之任，於天下人無所不當見；處則安於藏用，於天下人無所當見。”[3]
傳統中國的習俗，喜歡把士人區分為下麵兩類：一類是“青雲之士”，即民間通俗所謂的仕宦富貴之人；另一類則是岩穴之士，亦即砥行立名的隱士。[4]這無疑已經為社會史的史實所證實。儒家士人群體的最高追求，還是出仕行道，而非退處隱居。即使如此，社會現實的不公平，終究導致一部分士人寧可選擇退處隱居，而不願出仕，隨之也就在士大夫群體中分化出了特殊的士人群體，這就是“處士”與“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