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傳統的觀念，士君子所必須具備的大節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明義利之辨，二是決去就的選擇。從士人的群體人生經驗來看，能真正做到這兩點者，卻是寥若晨星。有些人因為溺於私利，而忘記了大義；而另一些人則因為急於“就”，亦即仕進，而常常依依不忍辭去官職。出處進退，一向被儒家士大夫稱為士君子的“大閑”。
（一）出處之比喻
出處去就，屬於士君子的大節。《禮》有“進以禮，退以禮”之說，孔子有“有命”之論，而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對於士大夫來說，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7]究“處”的根本宗旨，就是“不苟利祿去就”“不侵然諾”；而“出”的宗旨，則體現為“好士愛民”。[8]
在中國曆史上，身負處士之名，因朝廷之征而不受命做官者，比比皆是。然若推究他們不出來做官的原因，卻是各有內心的一本小九九在。王夫之將他們概括為下麵三類：一類是誌過亢而不知時者；一類是名高而藏其拙者；一類是覬覦公孤師保之尊而躐級以不屑小官者。在自古以來那些被朝廷征聘的處士中，王夫之獨取東漢的薛包。他稱薛包既能“以至行聞，盡孝友、飭門內之修而已”，又能“自盡以求仁，而無矯異驚人之節，初未嚐畫天人，謂己有利於天下也”。[9]此外，王夫之還從龍之有潛、有見、有亢，以比喻處士麵對朝廷征召時的態度。他認為，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是“聖人之亢”；伊、呂之興，是“大人之見”；而薛包終究以隱居不出，則是“君子之潛”。薛包之潛，並非一定指望他日出仕，而是道本身在潛，於是不妨終身潛於鄉野。
由此可見，出處進退，確乎堪稱士君子的大節。進則立功，退則守己，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作為一個士君子，所貴者就在於能明辨出處、進退。然若仔細考察明代士大夫的出處觀念及其行為抉擇，大多具有以下兩大偏向：一是不以高蹈為潔，而是以孔子棲棲於春秋、孟子營營於戰國為榜樣，通過濟世立功，借此表正當世；二是一旦碰到“女樂饋而聖政妨，臧倉進而吾道沮”的世道，即使具有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為“接淅窮日之行”。[10]鑒於此，所謂的處與退，其實並非矯世絕俗之為，而是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