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之隱，多在山林，尤喜在溪旁結舍而隱。然究其隱居之意，亦各不相同：唐人之竹溪，其意在隱於酒，這是蔑棄禮法之為；晉人之武陵溪，其意在隱於仙，這是荒唐謬悠之說；柳河東隱於愚溪，這是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之為；杜少陵之隱於浣花溪，這是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之舉；太公望釣於磻溪，有意以待文王之載。至明代，有人隱於溪，並將溪名取為“蒙溪”，其意更是為了“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43]
避世而隱，無不以五柳先生《桃花源記》為張本。世外桃源，是否真有其處？其實，不過是一種想象的理想之處而已。所以，很多學者並不相信世外桃源，於是，對隱居的理解也就不僅僅局限於隱居之地，而是隱居者自己的內心。如方以智就認為桃源並無其地，本來就不過是五柳先生的寓言而已，其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豁然開朗，土地平曠”，雲雲，事實上就是作者借此以喻人之心盡管暗靜，但是還是能發出光明。又有一位李鹹齋，作有一方“方寸桃源”石印，其本意是說人生當亂世，禍來無方，雖積鐵為室，猶不可幸免。唯有居心寬厚光明，無罪於天與人，則可以隨其所之，城市山林，無處不是桃源。[44]即使如此，陶淵明其人在後世的影響力，確實不能忽視。至清代，甚至“餅師之室”“日者之肆”“賣漿之家”“村夫子之塾”，無不畫其像而懸掛在壁。[45]
（一）仕隱之間的矛盾心態
在仕隱觀念上，明代很多士大夫無不徘徊於仕與隱之間。袁宗道就是典型一例。袁宗道有一首抒發自己情懷的詩，名叫《詠懷效白》，詩雲：“人各有一適，汝性何獨偏。愛閑亦愛官，諱譏亦諱錢。一心持兩端，一身期萬全。顧此而失彼，憂愁傷肺肝。”[46]盡管在詩名中已直稱“效白”，亦即想效仿白居易，身居官場而又享受一種閑適生活，但內心仍然不免存在著一種如何在“愛閑”與“愛官”之間無法取舍的矛盾心理。而在另一首《詠懷》詩中，袁宗道更是直稱自己願意在陶淵明與白居易之間，過一種既能閑，卻又能保持官位的生活，亦即詩歌所雲：“為白非所望，為陶諒難堪；揣分得所處，將處陶白間。”[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