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的出處仕隱觀念，固然是承襲曆代士大夫的觀念而來，然因明代士大夫深處社會變動相對較為激烈的時代，最終導致他們的出處仕隱觀念，出現了諸多的轉向。
（一）從出處兩分到出處合一
上古之時，尤其是薦舉盛行之時，出處合為一途，士欲做官，首先必須得到鄉評的認可及其讚揚。一至明代，科舉流行，出處分為兩途，士人不再憑借居鄉的行誼以求仕進，一旦仕進之後，一切考課、銓選之類，無不取決於官員自己的能力。假若官員有能力，即使是鄉裏所謂的“不肖”，又有幾人被罷黜而去？反之，假若官員沒有能力，即使是鄉裏所謂的賢人，又有幾人能被察而用之？其結果，則是導致“吏議重”，而“鄉評”卻轉向衰落。即使是那些所謂的“潔潔自好之士”，其中又有幾人不居鄉借助氣勢而營求脂田美宅。為此，時人有言：鳳有時梟，蘭有時蒿。[85]這不但是說士節容易為時風汙染，更是從出處合一向出處兩分轉變之後的必然結果。
值得引起關注的是，在明代士大夫群體中，開始出現“藏出世於經世”的觀點，最終導致“出世”與“經世”趨於合一。此類觀念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袁中道。他以謝安石為例，對“出世”與“經世”之間的關係作了全麵的梳理與闡述。從袁中道的評述中可知，出易處難，而隱居之福，則更是很難享受。在中道看來，謝安石別有絕人之量，所以很少顯示出他的“剛骨”，然謝安石的世情之膩，卻與白居易、蘇東坡相等。當然，謝安石用世之妙，絕非白、蘇諸公所能企及。由此可知，古今事業，有的由才而出，有的從氣而出。唯有謝安石，他的事業，從韻而來，至簡至輕，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攬。袁中道進而認為，自汾水喪堯以來，別有一種玄澹脈絡，春風沂水，即其流派，無事之事，不治之治，不言而綜。這就是“藏出世於經世者”，[86]而謝安石則深得其中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