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士大夫對於出處仕隱有著較為明確的認識，但最後無不需要落實於行為的抉擇上。揆諸明代士大夫在出處仕隱上的行為抉擇，大抵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麵加以討論：一是國家承平時期士大夫的出處仕隱選擇，二是兩朝鼎革時期士大夫的出處仕隱選擇。
（一）國家承平時期士大夫的出處仕隱抉擇
即使是在承平時期，士大夫尚有自己秉持的誌節，借此確定自己在出處仕隱上的行為抉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吳與弼、陳白沙。
早在天順年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為此，地方官員力加推薦，吳與弼被征召到京城，並授予他春坊諭德。然與弼力辭不受，最後遣還田裏。[128]
士人在出處上應該持一種什麽態度？這有很多曆史的例子可供評判。宋代魏野送寇凖之詩雲：“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當時寇凖正好從永興召入，有銳於任事的誌願。細玩魏野此詩，顯然是勸止寇凖出山，所以寇凖在得到此詩時，深感不悅。後來一般的論者，大多以魏野之言為善，反而誤認寇凖的始終仍有可議之處。對此，陳白沙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夫君子出處去就之義，固未可盡責之寇公輩，而山人處士例以不出為高。故其所責望於人，亦止以輕富貴為第一等事，則野之於寇公，其相與之言如此亦宜。[129]
從這段話的意思來看，陳白沙還是主張山人處士以“處”草野為宜，尤其應該輕視富貴。在出處問題上，此論僅僅代表陳白沙的總體傾向，而其心中的偶像應該是顏淵。他論顏淵道：
顏淵問為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顏淵，處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誌，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之求聖人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豈苟哉！[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