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上述辨析不難發現，明代士大夫在出處、仕隱的觀念上，已經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而當麵臨出處、仕隱的抉擇時，則更是出現了困惑。除此之外，尚有以下三個問題，需要加以進一步的申述：一是就元儒許衡出處的爭辯，進而對出處觀加以論定；二是就“逸民”與“遺民”，重新加以區分；三是通過對山人、隱士的論定，重新確立真正的隱士標準。
如何看待出處？這可以元代儒家學者許衡為例加以分析。許衡無疑是一個較有爭議的人物，其中的複雜性，在於他是一代儒學宗師，理應歸於“賢人”之列，但同時他確實也曾出仕元朝，在大節上似乎與儒家所秉持的節義之說相左。
從明朝人對許衡的不同意見中，大抵可以看出當時人對出處的看法。按照傳統的觀念，出處之際，是士君子居身的大目，即使是俗語，也有“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之說。可見，立身對於一個讀儒家之書的士君子來說，是何等的重要。在出處之際，一朝不慎，即使賢如許衡，猶不免於後人的非議。許衡死後，後人對他的評價相當之多，大體上是“尊其道者恒二、三，詆其節者恒八、九”。對許衡的評價不但牽涉到他個人，更是關乎儒家的大節。正是從這一角度來看，吳廷翰關於許衡、吳澄等人的評價，不能不說是符合儒家正統之論。他認為，道莫大於君臣之分，義莫嚴於華夷之辨。儒者之所講，儒者之所守，不過是君臣之分、華夷之辨而已。吳澄、許衡都是中原人，又號稱大儒，最終卻是“以身事夷狄”。有此一失，那麽他們所講的儒家之道，所守的儒家之法，就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在吳廷翰看來，像許衡、吳澄這樣的儒家學者，原本應該以道自任。但他們“甘心事元，失身夷狄，率致通顯，曾不為愧”，這是大罪。[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