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論者認為，宋代道學的崛起，對於維持儒家綱常，功不可沒。換言之，後世大量死節之人的出現，與宋儒的倡導不無關係，隨之萌生“有宋儒而死節者多”的看法，不足為奇。對於這一看法，盡管學者多有不同的看法，[80]但至少有以下兩點需要進一步加以申述：一是就儒家的氣節而言，事實上存在著一個從孟子的“浩然之氣”向“氣節”轉變的過程。自孟子沒世之後，養氣之學不傳。無論是豪傑之士，還是殉國之臣，當然也能做到鄙薄死生禍福，憑借氣節自奮於流俗。然其氣或慷慨悲壯，一發而遽衰，或愁苦憂思，遂敗而不振。究其原因，正如明人徐階所言：“長江大河，百折必東，而溝澮之水，朝盈而夕涸。彼其於浩然之氣，養之不素，而所謂慷慨悲壯者，特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為，則不必困踣流離之狀，足以動其愁苦憂思而敗其氣也。苟出於有所感者，事往而氣亦平；出於有所感憤，怒忘而氣亦索；出於有所激觸，勢定而氣亦阻矣。矧撓之以憂患乎？”[81]顯然，還是因為浩然之氣養之不素所致。而宋代道學的崛起，就是這一轉變過程中重要的一環，而且以性理之學改變了氣節之偏。二是名節之說，也是古今有別。古人行己有恥，能有所不為，故不必看重名節，就能做到大德多不逾閑。近世之後，由於廉恥之道淪喪，人們無所不為，故不得不重視名節。即使重視名節，君子尚難免“犯義”。可見，學者若不從名節立腳，終究將成“小人之歸”。[82]對一些士大夫而言，士大夫的立身猶如處女一般，處女一旦失節，無論賢愚，無不鄙視其人。至於像“誦服聖賢”的士大夫，仍然見利則遷，麵對死生，喪失操守，更是令人鄙薄。[83]當然，士人的“名節”與“道”隻有一線之隔。明末清初學者張履祥說：“學者能砥礪名節，一變可以至道。若輕視名節，未有不知於同流合汙者。”[84]一言道破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