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代很多忠臣的表現來看，無不體現出一種“愚忠”。一個“愚”字，似乎證明他們的行為實踐，並非出於理性的自我，而是出於外來精神壓力之下的被動接受。但正如明末清初人魏禧所言，古今忠臣、孝子、節婦、義士，“未有不愚能自成者”。其言外之意，就是那些自認為以智取勝之人，在新舊王朝更替之際，往往會喪心易麵，做出一些彘狗之行。[155]可見，正是一個“愚”字，才能使忠臣將自己的言論付諸實踐。
這就牽涉到如何認識忠臣的問題。按照魏禧的觀點，可以將古今死難的忠臣分為以下三等：一是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者，可謂上等的忠臣；二是意氣憤激，一往蹈之者，可謂次等的忠臣；三是平居無鞠躬盡瘁之心，及臨事顧名思義，若不得已而以一死塞責者，這一類人未免有所希冀，有所安排，則屬第三等的忠臣。[156]彭士望在魏禧這段議論之後做了進一步的評述，他將魏禧所謂的第三等忠臣稱之為“智忠”，認為此輩苟可以生，則圖一生受享；或必不得已而死，則以一死塞責。在此之下，尚有一種“偽忠”，此輩成則以君國為富貴，敗則以忠義為名利。[157]無論是“智忠”，還是“偽忠”，無不都與儒家所倡導的“愚忠”有一定的差別。
盡管很多忠臣最後都以壯烈就義為歸宿，但忠臣之所以被人認為“忠烈”，並不僅僅限於他們能輕死，有時甚至把死看得很重。以文天祥為例，魏禧就認為文氏的忠烈之處，全在於他舍不得死之處。若從他舍得死處說其忠烈，那麽反而把忠烈看得容易了。[158]
有一個事實必須引起注意，這就是忠臣與《周易》這本經書之間的關係。明代的史料已經顯示，很多忠臣在獲罪入獄以後，大多喜歡在獄中讀《周易》。如薛瑄因王文之誣而下獄，在獄中誦讀《周易》不廢。明末的黃道周也是如此。照理說來，獄中可讀之書甚多，何必專心於《周易》？對此，明末清初人魏禧作了下麵的解釋，認為其說蓋起源於文王羑裏演卦，於是後世君子忠而獲罪，就往往托意於此。對此行為，應該做如何評價？在當時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以魏禧為代表，認為這些忠臣儼然以文王自處，“殆失忠臣所用心矣”；而另一種則以謝約齋為代表，認為人處患難之中，內心更加靈警，對於吉凶患難，看得更親切，故尤其適宜於讀《周易》，所以不可一概而論。[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