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臣有分的儒家等級製社會中，通常是君與國合一，甚而君與天下合一。對儒家知識精英來說，所謂的為君盡忠，同時又是為國盡忠。尤其是在國家危難之際，知識精英的盡忠行為，究竟是為國還是為君，不過是一線之隔，很難準確加以區分。
有鑒於此，明清之際著名思想家顧炎武的言論，確實值得我們去進一步加以深入分析。首先，他將“君臣之分”與“夷夏之防”作一區分，認為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而夷夏之防，“所係者在天下”。在此基礎上，他又得出“君臣之分猶不敵夷夏之防”的結論。[230]其次，顧炎武又將“亡國”與“亡天下”作了必要的區分。他認為，亡國僅僅是失去一家一姓的王朝，因此“保國”不過是“肉食者謀之”的事情；而“亡天下”則將使民族的曆史與文化毀於落後野蠻民族政權的入侵，乃至於出現一個不見禮義而率獸食人的社會，所以“保天下”才是“匹夫之責”。[231]正如錢穆先生所言：“亭林以明遺民，處易代之際，抱亡國之痛，而幸使吾中華民族得免於亡天下之大劫者，斯惟當時諸遺民修身講學不懈益勵之功，而亭林之功為尤大。”[232]洵為確論。當然，顧炎武的這一看法也是淵源有自。早在元初之時，很多南宋遺民故老早已清醒地意識到，僅僅一味地呼天搶地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而必須投身到“保天下”的偉大事業中去，努力承擔其保存民族曆史、弘揚祖宗傳統禮義文化的神聖職責。[233]
在民族危亡關頭，湧現出一些失節的降官，這應該說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至於那些降官，其心態也是各異，值得去進一步深入其中，進行心理分析層麵的考察。比較而言，明人周朝俊所作傳奇《紅梅記》，提供了典型的範例。在這部戲劇作品中，其中有兩位降官之間的對話甚是有趣，其中一位道：“我見這些不降的一個一個砍下頭來，好不怕人。如今與你降了他，又有官做，何等不妙！”另一位倒有些擔憂，知道“雖然如此，後人笑罵哩”！盡管他們也深知遺臭萬年的道理，但終究在性命、富貴麵前經受不起考驗，對於後人的笑罵，也就顧不了許多，幹脆橫下心來，說一聲：“咳，這卻也由他罷了。”正如劇中最後四句詩所言：“事虜今懷將印，忘君先樹降旗。笑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