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貪生不可苟得，畏死不可苟免。生與死，這是天地的常理。換言之，生與死，猶如晝與夜。生則有死，正好像晝必有夜，這是天地自然的正理。曲士徇生，則冥靈為壽；達者通物，則彭祖為夭。無論對於什麽人，生死都是一件大事。假若死得其所，那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否則，一個人勞拙一生，即使到了蓋棺，還是不能瞑目。
曆史上很多人在麵臨生死時的行為抉擇，已經證明生死問題相當複雜。譬如張楚金，原本不過是唐代的一個“逆賊”，卻在臨斬之時能夠“謳歌”自如。與此截然相反的是，趙鼎，算得上是宋代的一個忠臣，當他被貶嶺南時，卻是淒然出涕。在儒家經典中，早就有了“子之所慎齋戰疾”的說法，足證即使像曾子那樣修為甚深的賢人，在臨深淵、履薄冰之際，同樣難逃恐懼感的產生。
通觀已往的研究成果，明代士大夫群體的生死觀念，以及他們麵臨生死時如何做出抉擇，其研究的焦點大多還是集中於明清之際的士大夫。早在清初，士大夫遺民魏禧在經曆了明清易代的大變革之後，已經開始對生死、出處的難易作了一些理性的分析，顯然引起了後人的重視。他認為，變革之際，舍生取義，布衣難於縉紳；隱居不出，縉紳難於布衣。魏禧說這番話自有他的道理。這是因為，人止一死，不分貴與賤，有貪生之念則是相同的。作為一個布衣，既無朝廷給予的恩榮之典，亦無朝廷賦予的官守之責，若欲他們舍生，則相當困難。進而言之，布衣即使毀節趨時，未必可以得到富貴；布衣若是閉戶自守，亦未必就有禍患。反觀縉紳，則大不相同：若是出處一殊，那麽貴賤貧富立判，安危頓易，易如反掌。就此而論，士大夫隱居，難於布衣。[1]轉而言之，就是說死節易，守節難。這不但為動**時期的士大夫的行為抉擇所證實，同樣也為兵亂之際的婦女所認同。[2]而從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盡管明季士大夫麵臨著一連串的選擇，然他們最先需要麵對的選擇，就是生存抑或死亡，亦即殉國抑或不殉國。換言之，當兩朝鼎革之際，士大夫隻有在生與死之間做出抉擇後，才會產生出殉國、起義、歸隱甚或仕敵的取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