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死觀念舉隅
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生死觀念，大抵可以從下麵幾個方麵論之：
其一，人終究不免一死，但揆之人之死狀，卻有等第之差。如明朝人李贄，寫有一篇《五死篇》，將人之死分為五等。第一是程嬰、公孫杵臼、紀信、欒布、聶政、屈平之死，這可以說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死。第二是臨陣而死，死得英勇，但不免帶有不自量力、輕視敵人的冒進之弊。第三是不屈而死，死得忠義，卻未免有受製於人之恨。無論是臨陣而死，還是不屈而死，死者均可稱得上是“烈丈夫”，其人不屬於“凡流”。第四為盡忠被讒而死，如楚國之伍子胥、漢代之晁錯。這些人的死，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不能真正理解君主，而其行為則應歸於“不智”。第五為功成名就而死，如秦之商鞅，楚之吳起，越之文種。這些人的死，屬於“不知止足”，而其行為亦應歸於“不智”。無論是盡忠被讒而死，還是功成名遂而死，雖次於第二、第三兩種死法，然從他們死於君的行為來看，當然也是雖死猶榮，既可成就天下之大功，又能立萬世之榮名。上麵五種之死，雖各有差等，但無不是一種“善死”，不失為“英雄漢子”的行徑。除此而外，諸如病臥床榻之間，徘徊妻孥之側，這不過是庸夫俗子的常態，並非大丈夫的死法。盡管如此，這尚能說是一種順受其正，自然而死。最為讓人瞧不起的是下麵一種追求虛聲之死，如一些人在臨終之時，扶病歌詩，杖策辭別，借此表明自己不怕死，又對生無所顧戀。這在世俗之人看來，未免會被誇獎為美談，稱之為“考終”，然其好名說謊，實在令人懷疑。[32]
經曆了明清易代的大變動之後，錢澄之根據當時士大夫的行為抉擇，將死分為以下三類：一是慷慨誓死，百折不回而死；二是從容自盡，即使已得寬宥，卻還是視死如歸；三是求生無路，不得已而死。[33]《資治通鑒綱目》對“死”的書法有以下三種：即“死之”“戰死”與“敗沒”。所謂“死之”，就是死節，即因保持自己的節操而死；所謂“戰死”，就是功罪相半之死；所謂“敗沒”，則不過是因失敗而死。這種分類書法，盡管基於軍事行動之上，但大抵亦可概括天下之死。基於如此認識，清初思想家黃宗羲進一步加以發揮，將死區分為“死節”與“遇難”兩種：人之死，操之在己，亦即決定權掌握在自己手裏，這是其誌向在於一死，如田橫渡海五百人之死，堪稱“死節”，才可以用“死之”這種書法；人之死，操之在人，亦即決定權在別人手裏，顯然原本沒有想死之心，如長平被坑殺之40萬士兵，堪稱“遇難”。[34]由此可見，同是一死，差之毫厘，相去猶若天淵。進而言之，麵臨的境遇不同，死者的內心更有差異，說明士大夫對於死的抉擇更趨複雜，需要加以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