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夏鍭曾說：“學者有三證，必有一要。三證，取予、去就、死生。一要，誠善是也。”[123]按照一般儒家士人的看法，道德堪稱至尊乃至至高無上的東西，是一個讀書人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其次才是節行；再次則是才能；至於富貴，應該說“至細”之物，對於一個學道之人來說，簡直就是可有可無之物。儒家學者所謂的“三證”，在這三者中間，無不包含著一個對待“富貴”的態度問題。麵對世俗的富貴，是取，還是舍棄；是留戀自己在官位上的榮華富貴，還是及時隱退，去享受山林之樂；在生死麵前，是留戀生時的富貴，還是毅然為了“節義”而加以拋棄。所有這些，都必須要過“富貴”這一關。自古以來，有道之士，之所以可以做到“銖軒冕而塵金玉”，無不是因為他們在內心深知“內外大小”之分。不過到了明代，即使像王陽明這樣的大儒，堪稱一時巨擘，但還是被薛蕙認為並沒有真正通曉“道”的意蘊，因為他“終身未透富貴之關”。薛蕙之所以說這番話，也是有他自己的根據的。他說：“懷明月之珠者，必不匍匐以拾塊。向使陽明果聞道，則其行事當仿佛白沙矣。”[124]這顯然是拿王陽明與陳白沙相比。換言之，若與陳白沙之瀟灑林下相比，盡管王陽明有一時勳業，但還算不上參透富貴之關。可見，人的一生，若是將其置諸取予、去就、死生三者之間，應該說是多麽的複雜，令人不敢遽下論斷。
當麵對取予之時，明代的士大夫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如方孝孺對“取”與“與”分別作了解釋。所謂“取”，就是“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這是說有所取，有所不取，取與不取，完全取決於是否是“義”。所謂“與”，即“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為義，吾施為仁。義之不圖，陷人為利。利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發拒之。”[125]這是說有所與，有所不與，與還是不與，也完全取決於是否是“義”。當然，在取予關係上，事實上也存在著一個曆史的變遷。正如明人姚旅所言：“古之人一介不取易，一介不與難，唯其難，所以易；今之人一介不與易，一介不取難，唯其易，所以難。此古今之人不相及也。”[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