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雅俗之辨，究其根本就是文化與文化觀念的差異，亦即士大夫所代表的精英文化（雅的層麵）與大眾所代表的通俗文化（俗的層麵）的對峙。王爾敏從“知識根基”與“誌趣”兩個方麵，對“儒生”與“平民”作了有效的區分，進而指出庶民文化生活，雖不免與官紳文化生活有相通之處，而在各個不同領域，實又充分表現為雅俗之別。在王爾敏看來，“官紳自具一定深度與精致細密，庶民則不暇有深入追求”。王爾敏用“庸俗文化”代指庶民文化，而用“典雅文化”代指官紳文化，認為“民間庸俗文化生活，自與典雅文化有一定界限，二者可以在同一類項，而自然分出雅俗之別。二者自必相通，但有典雅之表現，有庸俗之表現”。[1]
雅者，正也。這就是說，無論是音樂、舞蹈，還是詩文，雅文化是“正”的標識，甚至反映了王政興廢之端。在上古時期，天子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中與王業相關者，均可稱之為“雅”，並從其中的“正”或“變”，借此以別王政之興衰。[2]就此而論，在傳統儒家士大夫的心目中，雅屬於“正”體，相當於康莊大道；俗則屬於“變”體，相當於歧路小徑。
盡管如此，雅文化的建立，還是離不開傾向於俗文化的“民風”。已故英國人類學家弗裏德曼（Maurice Freedman）明確指出，傳統中國的“精英文化”與“農民文化”不是“不同的兩回事”，而是“前者是後者的另一版本，而後者也是前者的另一版本。”[3]細繹其意，就是在肯定“精英文化”與“農民文化”具有差別的同時，進而強調兩者之間互為轉化的前提。
明代公安派文人袁宗道在詩歌中也持相同的觀點，認為，一方麵，無論是代表雅文化的“驛路紅塵鼓吹”，還是代表俗文化的“池塘青草蛙聲”，原本都無聲響，不必刻意區分出雅與俗；另一方麵，作為雅文化表征的“鼓吹驛路喧闐”，抑或作為俗文化表征的“兒童村巷競走”，猶如池塘邊發出的兩部聲響，其中的宮商，無不漸近自然。[4]以公安派為代表的明代士大夫，提出一種“何論雅俗”之論，這顯然是一種別出心裁的創見，確乎令人耳目一新。已有的研究成果揭示，在明清兩代，雅文學與俗文學雙峰並峙，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在審美趣味上則存在著通俗文學崇雅和傳統詩文尚俗的傾向。[5]這種雅俗文學之間的互動，正好替袁宗道的見解下一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