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曆程，無論是他們的觀念，還是他們的行為實踐，其間無不存在著一種雅俗之辨，隨之而來者則是雅與俗的兩分。
就觀念層麵來說，正如明人楊士奇所言，雅與俗，理應是一種“不相諧”的關係。楊士奇以音樂為例，進而說明雅、俗之間的對立關係。毫無疑問，楊士奇最為喜歡的是古琴。他認為，古琴所發出的音樂，雍雍古澹，屬於“淳雅”之音，使人襟宇澄淨，氣誌皆融，豁然如濯埃氛，並遊於泰和無事之域，聽後讓人何其舒適！至於世所同好的俗樂，則無不屬於荒**靡靡之音。[7]身為武將的戚繼光，卻與文人雅士交往甚密。他就“雅樂”與“時俗之樂”所做的區分，無疑就是楊士奇之論的補充。戚繼光認為，古代聖人製作一器一事，規模正大，無不達到中和之極。這些樂器，看似都是智巧所成，然絕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智力矯揉其間，所以足以動天地、驚鬼神，流傳萬世而無弊，進而被稱為“雅樂”。至於“時俗之樂”，如琵琶、三弦、胡琴、月琴之類，聲調纖巧，嚦嚦如嬌兒對語，俗耳聽之，甚樂人意。但一與琴瑟、鍾鼓這類雅樂之器並作，那麽，即使是一個無識之人，亦自可判定它們的拙劣。即使以同屬雅樂之器的琴為例，亦因演奏者的不同而有雅俗之別。若是演奏者是一俗人，那麽琴調之巧，聲音煩促，流麗嬌**。無論是演奏者，還是聽眾，無不覺得已達臻鼓琴之妙，其實，假若與古調一起在識者之前演奏，便會覺得可厭。換言之，“俗調”猶如嚥肉食飴，而“雅調”則如嚼玄嗽苦，滋味深長，萬聽不厭，所以被稱為“雅”。除此之外，諸如“雅會”“雅意”“雅懷”“雅愛”“雅作”，或如“典雅”“儒雅”“清雅”“閑雅”，凡是被稱為“雅”者，都是相同的道理，表示與“俗”有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