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之間，固然有別，但就明代士大夫的雅俗觀念而論，同樣出現了一些新的轉向，大抵表現為以下兩點：一是雅俗之辨，不在於外在的“事”，而是取決於內在的“心”。王嗣奭之論，就是典型一例。按照一般世俗的觀念，大多鄙薄俗吏、俗人。王嗣奭卻另有新見，認為盡管“俗”不可取，但“厭俗”亦不可。如此之論，有他的理由。如官吏若“厭俗”，地方百姓必受其害；普通之人“厭俗”，子孫必受其誤。王嗣奭進而認為，“脫俗”之所以可貴，關鍵是“在心不在事”。假若一個人打掃此心清淨，而淡於世利，則其人必廉；淡於貨利，則其人必儉。能廉能儉，即使每天都在塵混中廝混，也能做到遠離庸俗。反之，如果舍此而談清言，課清事，而自以為已經脫俗，其實不過是將蛣蜣視為蘇合丸而已。[19]二是在雅俗之間，必須掌握好一個“度”。換言之，雅俗並不是互相對立的一方，對雅的追求，必須有一個很好的尺度，過了這個尺度，就會流入俗。明朝人鄭瑄就深懂其中的道理，於是他就不厭其煩地舉例道：營建別業，本來應該說是一件“勝事”，屬於雅的層麵，若過分“營戀”，就會變成一種“市朝”，歸於俗氣；追求奇玩，本來也是雅事，但稍微貪癡，也會變成一種“商賈”氣；杯酒本來是樂事，若是拘攣沉溺於其中，一如陷入苦海；花木本來是清雅之事，若是稍微“拮據”，就會陷入“業障”。[20]為此，鄭瑄倡導拋棄“俗情”，認為這才算得上是學問真正得力之處。他說：“俗情濃釅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閑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為學問得力處。”[21]陸紹珩亦雲：“山棲是勝事，稍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賞鑒是雅事，稍一貪癡，則亦商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