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的雅俗之辨，必然導致他們的生活觀念發生轉變，隨之而來者，則是崇雅意識的崛起，進而導致他們的生活內容上，世俗與雅致並存。
（一）生活觀念的轉變
明代士大夫生活觀念的轉變，顯然導源於儒釋道三教合流。士大夫代表了儒學正宗，但在明代，已經深受老莊、佛教的影響。江盈科在《自述》詩中，明確表達了自己對老莊生活觀的認同，即吃虧是福、知足常樂。詩雲：“人情譬如馬，吃虧乃知福”，“善哉老氏書，知足常是樂。”在《憶昔》詩中，亦雲：“達哉莊生言，三旌等羊肆。”[42]受老莊生活觀念的影響，這些士大夫大多抱有一種對官場厭倦的情緒。如江盈科，萬曆二十年（1592）中進士，選任蘇州府長洲縣知縣。五年秩滿，遷吏部考功司主事，因為考察他在長洲任上時征賦不及格，於是改任大理寺正。所以，他對自己在長洲做官的生活，一直體現出一種厭倦的情緒，在詩中稱“六年苦海長洲令”，甚至將名場視為戲場：“看破名場是戲場，悲來喜去為誰忙？”“無心更與時賢競，散發聊便臥上皇。”[43]正因為此，江盈科在很多詩歌中，表達了對做官的厭煩，不願再做宰官之身，如詩雲：“解綬便安逸，抽簪得隱淪。為償牛馬債，一見宰官身。笑麵人前假，攢眉背後真。從今登覺路，無喜亦無嗔。”[44]將做官視為償還做牛做馬之債，這顯然是一種極端的情緒。
當然，對官場厭倦情緒的產生，除了受到老莊思想的影響之外，還有以下兩個具體的原因：一是做官之貧，如江盈科有詩說他做官三年之貧，其中雲：“作吏經三載，殘軀萬苦餘。子錢增似母，宦囊薄於儒。乞米憐腰慣，窺銅笑貌臒。鄉書不敢寄，猨鶴恐嘲予。”[45]二是政拙，江盈科有詩雲：“直以肝腸合，寧論臭味同？世情欺政拙，吾黨負詩工。”[46]作為一個文人，他們在政治上確實缺乏治理的幹才，但對自己的詩才還是相當自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