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雅俗之辨，顯然受到了經濟條件的製約。按照通例，理應富貴之人，近於“俗”；貧賤之人，近於“雅”。然就現實狀況來看，富貴而俗者，比比皆是；貧賤而雅者，則難見其人。鑒於此，清人錢泳認為，唯有俗中帶雅，方能處世；雅中帶俗，可以資生。[161]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乃至生活習俗，其中所呈現出來的兩大趨勢，無論是由雅趨俗，還是由俗返雅，盡管是時代風氣的表征，但其最後的歸趨必是經曆了雅俗互動之後的雅俗兼備。
揆諸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及其生活實踐，則無不以追求清韻為歸趨，致使遍地都是“清客”“韻士”。在此世風的浸染之下，凡是啜茗善弈，種竹栽花者，則可稱為“清客”；凡是甄別古玩，談諧詩騷者，亦無不被視為“韻士”。其實，正如清人蒲鬆齡所言，所謂的清韻，並非完全脫離塵俗。這就是說，“清”不必遠離塵俗，若能“一無染著”，就是“清”；“韻”亦不必“操縵安弦”，隻要“饒有餘致”，就是“韻”。[162]換言之，清韻並非存在於外在的形式，而是取決於內在的心態。從雅俗之辨別，到雅俗互動，進而雅俗兼備，足證蒲鬆齡之說，洵為不刊之論。
[1]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2、4～5頁，長沙，嶽麓書社，2002。
[2] 錢肅樂：《錢忠介公集》卷2《房稿二雅序》，載張壽鏞輯：《四明叢書》，第5冊，2598頁。
[3] 轉引自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劉廣京序，1頁。
[4] 袁宗道：《白蘇齋類集》卷6《絕句·鼓吹》《絕句·翻前意》，65頁。
[5] 孫之梅：《中國文學精神·明清卷》，8～9頁，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
[6] 陸文衡：《嗇庵隨筆》卷3。
[7] 楊士奇：《東裏文集》卷6《聽琴詩序》，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