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悲劇的力量
胡葳 譯
羅蘭·巴特（1915—1980）
聖路易[1]認為淚水是天賜之物，他曾祈求上帝惠賜一小滴眼淚，讓它不僅能流到他的心裏，並且能令他以淚洗麵，張嘴號哭。聖路易的祈禱是枉然的。古典時代以後，人們就不再懂得哭泣，也不再敢哭泣。這種必須隱藏痛苦的思想帶著虛假的英雄氣概，與古代戲劇的精神截然相反；那時候，哭泣更為常見，也更為由衷。雅典觀眾目睹劇團為埃斯庫羅斯之死服喪而慟哭，而有誰見過一屋子巴黎人為季羅杜[2]之死而哭？我曾在聖緒爾比斯廣場看過喬維特[3]葬禮的盛況：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為追悼他而來，而隻是為看一眼到場的明星或索要一個簽名——好奇心取代了痛苦。
今天的我們惜淚如金。可究竟是為了誰、為了什麽才保留眼淚呢？最終我們認定再無任何東西值得掉淚，而必須得讓國王久久提醒普西客：父親總還是有權利為女兒而哭的。[4]作為悲劇作家中最柔情的一位，莫裏哀仍然堅持這個主張，他認為哭泣乃是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人的“本性”，比古代戲劇中的集體性狂躁更甚；在古代，這種令人神往的狂躁往往負責為故事的轉折帶來肉體的因由。古代觀眾的哭泣天賦，與我們浪漫主義中半神經質、半堆砌辭藻的個人情感躁動沒有任何相同之處。現代人隻將**讓與兩種機製：要麽是偽斯多葛派幹巴巴、一本正經的爭辯，與其說是在衡量他的痛苦，不如說是衡量他的忍耐；要麽是濕潤的雙眼和擦拭膚淺淚水的手帕，一句話，空洞的憐憫既高明又拙劣地捕獲了芸芸眾生，它對不幸的描繪隻能在觀眾個人的層麵上觸動他們（就如《相見恨晚》[5]中男女主角的豔遇軟化了一場又一場的觀眾）。
然而古代悲劇所激發的眼淚是普遍性的。古希臘整個民族的身體**所伴隨的不幸，卻隻來自於君王、英雄與諸神的高貴人性。而現代觀眾偶然被激發的憐憫之情總是反求諸己的：他們的眼界局限在自己的夫妻或家庭衝突裏，隻能被這一套情節打動；戲劇對他們來說，不過是自己可能遭受的各種不幸的乏味反照。他們從不會在戲劇中尋找不幸所引發的深層次暗示——這種不幸是純粹抽象的，正是由於它拒絕個體性的故事，才成就了悲劇偉大而必要的質樸無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