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作用，就是整理這一經過，如此而已。對從今以後的未來的判斷，不妨交付給全體國民。但如果正確的知識明明隻要追問便能獲得卻不去追問，或是不負責任地宣揚一些錯誤的認識而將生活引入歧途，那麽責任隻能歸於我們的學問。
一定要吃米的機會，除了上述列舉的若幹儀式的日子之外，也伴隨著一些非常重要的勞動的日子。其中，眾所周知的是每年的“大田植之日”，人們以“yui”[61]的方式集體勞動，此時也有田神的祭祀，在室外吃飯，而即使是最為簡略的情況，也不能缺少米飯。房屋建築的“建前”[62]或是“葺籠”[63]之日，必須給勞動者提供“餅”。無法想象“上梁式”的“粢餅”是用粟或是稗來做的。並非隻因為工作的勞動量大，所以要提供美食，而是不同家庭的人聚在一起，在室外共進飲食以慶祝，就是一種“晴”。從山中合力采伐大木，或是一年數次到山裏集體狩獵的日子，帶去的午餉也是“晴”的食物。按照這一思路，像行軍打仗這樣的大行動，也應該自古就是食用白米的重要機會。除了閉城堅守或糧草缺乏、士兵遠征隻能以米飯之外的糧食勉強應付的情況，應該是極少吧。而中世戰亂持久，也使得武士成為必須食米的階層。最初隻是為了保證充足的軍糧而強製稻米的種植與儲存，後來成為慣性，住在村中的“農兵”[64]，在早就應該恢複雜糧的平常日子，也改不了吃米飯的習慣，於是米穀財政這一極為不便的形式成為了原則。加上隨著貿易的發展，聚集於城下的商賈、百工也變成了以稻米為常食的平民，在以稻米為標準的傳統“晴日”之外，生活中也幾乎充斥著稻米。隻種植稻米的所謂“新田”的土地開墾屢屢受到獎勵，則既是能夠實現上述狀況的條件，也是上述狀況帶來的結果。而日本由於其天然的地形，稻米的產地自古分布不均。最為不便的運輸問題變得無可回避。其結果，是農業技術落後的山間的旱田耕作地帶，反而需要率先承受交換經濟的壓迫。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情況隻是以稻米為租稅的前代製度的延續，但國家的租稻與私田的利息可以說性質迥異。首先，前者就稅率而言極低。如果國家事務的增多需要增加國民的負擔，那麽這部分負擔能否以稻或籾的形式來征收是一大疑問。當年有那麽大規模的田租，遠國的管理及運輸的方法依然未能確立，租稅基本花在了費用上，於朝廷本無收益。這與各地私領之主在當地利用其土地所得，不可同日而語。武士可以磨煉武藝，以兵馬為事，也可以視為稻米豐富後的結果。總之，戰國之世促進了稻米的生產，而自古以來對稻米的尊崇和信仰，也因此得到進一步的刺激。如今稻米已經完全深入生活之中，恐怕對其加以限製會讓人們感到無比痛苦。不可否認，這是我們今天所達到的新文化的一個特點。如果意識不到以稻米為力量根源的古老信仰對我們的巨大影響，恐怕我們無法安心預測或計劃我們下一階段的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