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mono morai”這一名稱，實際上是以去別人家討要食物而作為治療方法的習俗而來的。這一習俗分布範圍相當廣泛。在岐阜縣東部，有種說法是到鄰居家討茶喝下便可治愈瞼腺炎（《洞戶村誌》）。在長野縣無論是諏訪還是更級郡，人們都說到別人家從紙隔扇的破洞中伸手討要飯團子吃後，“me kojiki”即可痊愈。長崎郊外的漁村的咒術，是討要有三對夫婦的家裏進獻於佛龕前的米飯來吃。這與所謂雙親健在的異性且為末子等規定一樣，都是為了保證此種方法之效果的一種限定。實際上是一些人對古來的做法產生了幾分不信任，即內心開始為“隻是請他人分與食物真有如此靈驗嗎”感到不安而添加的若有其事的條件。所以有著為數眾多的更為簡單，或是通過其他方式來討要食物的例子。秋田縣的雄勝郡，有著從三家討要食物來治療“hoedo”的做法（《民俗學》2卷9號）。在信州，諏訪地區有著討三家或是討七家的習俗。下伊那地區則說在不過橋的前提下，從七家討要稻米，做飯食用，便可治愈“me kojiki”（井上福實君報告）。北安曇地區除了從紙隔扇的破洞伸手討要點心食用外，還有在不過橋的前提下從三家討要食物，或是從專職的乞丐那裏討要米飯的方法（《北安曇郡鄉土誌稿》卷4）。岡山市附近有被稱為“七軒物”，即從七家討要稻米的做法。而更為奇特的是到路上找一名乞丐，向其行禮，或是口念“饒了我吧”，又或者是拿四個飯團子施舍，“feto”即可治愈（《岡山文化資料》1卷4號）。將這些各地間略有差異的例子進行比較，最初的要點何在，哪些又是後來的變化，不用加上過分的推測也可以自然分辨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與今日所謂“morau”[13]正好相反，即使是從自己這方分與食物，也有著同樣的效果。也就是說，重要的在於與平日並不共同飲食的人一起享用食物。同齡人去世時的“塞耳”餅、從“產屋”之忌中解脫出來時的共同進食、有大事時做豆沙包之類的分給別人家的習俗、還有更大規模的請客擺酒、春之初被稱為“oban”的聚餐等，此種事例可謂數目眾多、數不勝數。按照今天的感覺，取之於人和予之於人，一入一出，相差甚遠，但前代的邏輯卻對此毫不在意，隻是將重點放在眾人一同進食上，這一點頗令人愉快。此前以“hogai bito（乞兒）”這一名稱而廣為人知的乞丐的社會意義，以及《糠塚》《米白川》等傳說中出現的“長者”（富翁）的性質，都需要從這一立場重新審視。“長者”的特點一言以盡之，就是富有。京城暫且不論，從前在農村，為人之主者希望僅自己錦衣玉食，是不可能的。持有無數的粟、稻、酒、鹽、布等財物，能與眾人共享，這既是富翁的力量，也是其力量的源泉。天真地認為沒有這些條件的人之所以蝸居於陋室，困擾於貧病，都是因為結合的力量不夠，也是頗為自然的事情。事實上，無論是狩獵，還是防禦敵害、興建水利工程，孤立的努力每每隻能化為徒勞。作為一般人，即使無法一勞永逸地免除病痛，至少對於不時來臨的難以忍受的災厄，能與“長者”處於同樣的地位加以預防，這也許就是過去關於健康及衛生的觀念。於是，所謂同門之誼、父子兄弟乃至主從眷屬的結合，共同飲食都是最主要的條件。也正是因此，才將同樣的方法用於眼疾“mono morai”的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