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一節裏指出過，巴洛克流浪漢小說與傳教士們的報道和著述之間存在著一種顯著性的互文關係（Intertextualitaet）。傳教士們的著作既是當時時代精神和意識形態的產物，也是當時時代精神和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而巴洛克流浪漢小說則和傳教士們的著作一道，折射出當時的曆史語境和社會氛圍。不過，巴洛克流浪漢小說雖然利用了傳教士們的著作，接受了傳教士們的觀念——救世史思想，但並沒有因此而徹底失去自身所特有的文學話語特性和審美理想性質。到了巴洛克政治小說和愛情小說，情況則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因為，巴洛克政治小說和愛情小說與傳教士們的著作之間所存在的已經不再是一種互文關係，而是一種直截了當的引文關係（Zitat）。近而言之，巴洛克政治小說和愛情小說整個地變成了傳教士著作的文學圖解；在這兩種文本之間，我們不難索引出巨細不等的對應內容。借用恩格斯關於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論述，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認為：巴洛克流浪漢小說多少還有點“莎士比亞化”的傾向，而巴洛克政治小說和愛情小說則整個地陷入了“席勒席勒化”的窠臼之中，即它們把自己的人物完全看作是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具體一點說，就是看作是救世史思想的傳聲筒。
目前來看，有關中德文化關係的論述大多對這兩類小說重視有加，甚至還有拔高它們的曆史地位之勢。如果我們隻是把其當作曆史資料，資之以某種考證和索引，它們的確還是有其重要的曆史價值的。但是，就我們所理解的中國形象研究而言，無論是在認知價值上，還是在審美價值上，巴洛克政治小說和愛情小說似乎都遠遠不及巴洛克流浪漢小說。
不過，話說回來，巴洛克政治小說和愛情小說畢竟構成了巴洛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環，並在某種角度和某種程度上成為整個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史的一個環節。透過它們，我們可以全麵地掌握歐洲當時極其囂張的救世史思想。因此，介紹和分析巴洛克政治小說和愛情小說，對於我們係統而深入地研究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還是非常有必要的。為此，我們將選取其中的三部代表作品作為考察對象，它們是：克利斯蒂·W·哈格多恩（Christy W.Hagdorn）的《埃關，或偉大的蒙古》（Aeyguan，oder der Grosse Mogol）、艾伯哈特·維爾特·哈佩爾（Ebehard Wernetr Happel，1647—1690）的《亞洲的奧諾嘉姆博》（Der Asiatische Onogambo）以及魯道爾夫·伽塞爾（Rudolf Gasser，）的《挑戰》（Aufforderung mit aller-demuetigst gebotenem Vernunft-Trutz an alle Atheisten，Machiacellisten，gefaehrliche Romanen，und falsch-politischeWelt-Kinder zu einem Zwey-Kamp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