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歐洲藝術到中國尋求靈感，製造情調。這一點也反映到了文學領域中，弗朗西斯·約斯特就此指出：“在西歐，十八世紀嚴格說來是文學的異國情調時代。”具體地說：“是一個帶異國情調的小說和哲理性異國情調作品興起的時代。”[43]而中國在這片異國情調世界中又占據著核心位置，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認為，十八世紀西方文藝中的“異國情調”，實際上就是“中國情調”。我們首先考察哲理性作品，茲以康德（1mmanuel Kant 1724—1804）和赫爾德赫爾德（J．G．Herder，1744—1803）師徒二人為例。
十八世紀的“中國風氣”不但席卷了西方美術界和文學界，也橫掃了歐洲思想界，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對中國的熱衷與關注。這點以法國尤為突出，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盧梭等—批啟蒙思想家有關中國的論述，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中西文化研究中必究的題目。相比之下，德國思想界也不示弱，萊布尼茨萊布尼茨和沃爾夫沃爾夫師徒開路在前，康德和赫爾德赫爾德師徒推波殿後。但是，迄今的研究一般都過多注意到了前者的影響，而對後者的作用關注甚少。縱有論述，也是泛泛提及，未能全麵地展開討論。
事實上，依我看來，康德師徒的中國觀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遜色於萊布尼茨萊布尼茨他們，甚至從思想史上說大有超過萊布尼茨萊布尼茨之勢。而且，他們居於一個轉折的位置上，上承萊布尼茨萊布尼茨和沃爾夫沃爾夫，下啟歌德歌德和黑格爾黑格爾，其價值愈發顯得重要。我們在前麵講過，無論是萊布尼茨萊布尼茨，還是沃爾夫沃爾夫，他們觀照中國都未能擺脫傳教士影響，即是說他們的中國觀或多或少地存有幻想的成分和救世的衝動。“科學的”和“理性的”中國觀在他們筆下剛剛萌芽。而到了康德和赫爾德赫爾德，則完全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