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體現利用中國批判歐洲這股風潮的就是在十八世紀異常盛行的諷刺體書劄。撮其要者，法國有孟德斯鳩的《波斯人的信劄》，英國有哥爾德斯密（O.Goldsmith）的《世界公民》。德國也不示弱，既翻譯外國的作品，如法國作家阿爾央斯（Marquis d'Arges）的《中國書劄》，也勇於實踐，不斷推出獨創的佳作，如出自法斯曼（David F.Fassmann）之手的《一位受皇帝派遣和資助旅行的中國人》（Der auf Orden und Kosten seines Kaisers reisende Chinese）和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親自捉刀完成的《中國皇帝的使臣菲希胡發自歐洲的報道》（Relation de Phihihu，emi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a en Europe）。
法斯曼是皇宮中的醜角，名不見經傳，撰有《死亡帝國的談話》等一些趣味著作。《一位受皇帝派遣和資助旅行的中國人》一書中的主人公名叫希羅菲勒（Herophile），貴族出身，自幼遍習歐洲各國語言。後來得到皇帝的派遣和資助，前往歐洲各地作實地考察，並負責向皇帝提交所在國家的國情報告。希羅菲勒途經莫斯科、匈牙利，但他首先到了萊尼錫。在這裏，他遇到了15年前的故友法國人凡·杜·普萊茨（Bal du Prez）。這位法國人希望他能講述一番中國的有關情況。於是，一席敘述中國以對照歐洲的談話便由此開始。希羅菲勒詳細介紹了中國的城鎮、邊關及住宅狀況，他說，中國的房屋以木質結構為主，講求實用，不重外表。牌坊是城鄉的一大風景。住宅內部結構與西方並無大的區別。最後，希羅菲勒強調中國人口眾多。因此，希羅菲勒認為，早在基督誕生之前，甚至猶在特洛亞城被毀之時，中國就已是一個享有高度文明的國度，相比之下，當時的西方不過是一片蠻荒之地，根本不足以與中國相提並論。
就作品本身而言，法國人普萊茨似乎對希羅菲勒的這番話並沒有提出什麽異議。當然，希羅菲勒對中國的介紹大多也都屬實。不過，這不是我們的考察重點。我們所要關注的是，在這種書劄作品中，東/西方之間看起來似乎可以坐下來進行平心靜氣的對話了，它們互通有無，互相針砭，似乎真的像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所說的那樣，“中國已經被帶進世界文化的總體對話之中”。[1]那麽，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們承認，西方人在當時已經開始把中國作為一個文明之邦來對待，但是，這樣一個文明之邦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經過認真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即便是作為文明之邦，中國依然還是一個被西方人千方百計加以利用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