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哲學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政治哲學，啟蒙思想中的政治衝動是十分突出的。那麽，政治背景下的中國又是一副什麽樣的麵孔呢？無論是孟德斯鳩，還是伏爾泰，都在政治層麵上指出了中國的專製主義特征，隻是前者貶後者褒罷了。德國啟蒙思想家一般都認同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這個觀點，認為中國代表了東方專製主義。時至今日，仍有人抱此觀點不放，比如漢學家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其代表作《東方專製主義》中，對十九世紀中期的各種社會製度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最後得出結論認為東方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水利製度是產生東方專製製度的終極原因。
魏特夫的觀點同孟德斯鳩極其相似。而孟德斯鳩可能是第一個從政治哲學的高度來評價中國的。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孟德斯鳩提出了一種新的劃分政府形式的標準，即共和製（建立於美德和倫理精神之上）；君主製（由國王統治的半專製製度，好的君主製以榮譽觀念為基礎）；專製製（以恐怖為基礎）。孟德斯鳩經過對中國的全麵考察後指出，“盡管我們從耶穌會士為我們提供的最樂觀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它還是屬於專製製國家”。[11]
我們知道，孟德斯鳩等人所代表的法國啟蒙思想和新興資產階級學說在法國引發了一場劃時代的變革，即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而在德國，革命卻始終是觀念裏的事，人們不著邊際地談論著革命、爭辯著革命，雖有批判意識和批判衝動，卻未曾觸及舊的社會製度的根基，最終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改良主義和折中主義盛行。也正是在這樣一種曆史背景下，中國不僅成了他們用來觀照自身的一麵鏡子，而且成了他們觀照德國封建專製政權的一麵鏡子，從而繼續發揮其使用價值。這種觀照在思想界有其市場，在文學界則更受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