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由把中國作為異國，追求其身上的異國情調這個角度，循著十八世紀思想史的脈絡，分析了帶異國情調的小說。我們知道，德國更是個一個詩的王國，十八世紀又是德語詩人輩出、傑出詩人林立的年代。那麽，當時的詩歌中是不是還有有關中國的描寫呢？當然會有。雖然我們並不否認，約斯特教授所說的有其道理：十八世紀是“一個帶異國情調的小說和哲理性異國情調作品興起的時代。十九世紀則是帶異國情調的詩歌興起的時代”。[19]具體到德國文學中，也就是說，十八世紀德國詩歌中的異國形象（包括作為異國的中國形象）相對而言還不多見，對這一形象的描繪也不成熟，但這絕不意味著沒有有關中國的描寫。
戈特利布·康拉德·普菲費爾普菲費爾（Gottlieb Konrad Pfeiffer，1736—1809），是一位來自阿爾薩斯的寓言詩人和敘事詩人，擅長寫作道德故事，有點類似於寫道德小說出名的賽肯多夫賽肯多夫。他所創作的《寓言和故事集》（Fabeln und Erz?hlungen）充滿了東方色彩和異國情調，收有不少關於中國的詩篇，宣揚的多半是儒家的孝悌倫常觀念，強調的是其教化作用。因此，有關中國的描寫多基於中國的道德故事和倫理格言，並由此鋪敘成章，如中國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生兒強似父”等，借景發揮乃至借題發揮的色彩很濃，說教性遠遠勝於藝術性。
《開福》（Kiefuen）是其中的一首敘事詩，講述的是一個官員的兒子甘願替有罪的父親受刑，而請求皇帝恩準的故事：
君主自己無所不為，一位
官員因犯偷竊而被賜死。
開福，這位官員的公子，
跪倒在君主王冠之前。
替父求饒一命，說：
“我知道，他罪該萬死。
你必須依法治罪於他，
求你賜我一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