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席勒完全停留於當時德國語境中的中國觀而未能向前邁步多少，這是令人遺憾的。相對而言，歌德歌德對於十八世紀可謂是“超而未越”。說他“未越”，是指他對十八世紀的中國風尚，尤其是其中的中國園林熱做了辛辣的諷刺和尖銳的批判；說他“超”，是指他在諷刺和批判的基礎上，憑借自身的智慧，通過深入閱讀和掌握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於十九世紀初提出了一種新型的文化相對主義的中國觀，集中體現在他的組詩《中德晨昏四季詠》當中。但考慮到歌德歌德是一位跨時代的詩人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和創作均有跨時代的特征，我們將相應地把他的中國觀分成兩段，分開進行論述。因此，我們在本節將著重考察歌德歌德對於十八世紀中國風尚的批判。
關於十八世紀的中國風尚，前麵已多有論述。從時間來看，這場運動跨越十七、十八兩個世紀，甚至還波及以後的歲月；從空間看則牽涉到了幾乎整個西歐，因而稱得上是空前絕後。對此，德國學者英格利德·舒斯特（Ingrid M.Schuster）曾作過這麽一段詳盡而精辟的概括：
歐洲的（中國風尚）發端於十七世紀。造成這股風尚的原因有二：一是與遠東之間熱烈的商貿關係，一是耶穌會傳教士有關中國的諸多報道。起初，人們隻是稱讚進口商品，尤其是瓷器的質量，感歎中國那具有較高文化品位的精神和道德。但不久，人們便開始改寫中國的思想財富和風格因素。……對中國的熱衷漸漸地變成了一種“中國趣味”。整個歐洲的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在討論孔子及其有關國家和社會的‘啟蒙性’理論，提出讚成或反對孔子的理論或論據。文學把中國用作一個新的主題；舞台上表演的也都是些充滿華麗裝飾的所謂“德中”劇。但最典型的還是王侯們的住宅文化。建築、裝飾、花園幾乎為中國熱提供了無窮無盡的可能性。……幾乎每一個城堡中都擁有一個中國廳或瓷器室和鏡室。絲織或紙製的掛毯或地毯，壁畫、圖畫、漆器，精雕細鑲的“中國式”家具，諸如宴席桌、鏡子、鍾表、花瓶、陶器及瓷器的茶碗等，甚至刀、燭台和壁爐也設計成中國式樣，……此外，還有衣服、首飾和玩具等日常用品。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趣味並未形成一種獨立的風格，而是表現為當地藝術和精神潮流的變種。[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