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德國古典文學時代到1805年席勒席勒逝世時便告結束。而大概也就在這個時候，“歌德歌德對中國的判斷發生了改變。在此以前，歌德歌德所認識的，不過是中國人的外表，此後則感覺到中國文化觀念及其真正的精義”。[1]對於這段話，我們或許可以做這樣的理解：歌德歌德在十八世紀所批判的是西方人對中國的反麵意見、對於中國情調和文化實物的窮追緊逐以及對於“中國風尚”的隨波逐流。隨著席勒席勒這位摯友的去世，隨著輝煌一時的古典文學時代的結束，隨著年齡的日趨高邁，歌德歌德開始進一步“閱讀”和“關懷”中國，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也確實進入了中國文化的堂奧。
伴隨著歌德歌德這位在西方思想史上舉足輕重的思想家，我們的論述進入了十九世紀這個繽紛複雜的年代。十九世紀的複雜之處首先在於，精神生活比以前任何時代都要漫無頭緒。如果說我們用“理性”、“啟蒙”等概念就可以把握先前的18世紀的話，那麽，對於十九世紀，任何一個概念、任何一個範疇恐怕都不足以用來概括，當然，即便我們強行概括，對於我們的研究也於事無補。
但是，如果我們稍加梳理，便能夠發現十九世紀思潮仍有其脈絡可循。不過，我們切不可就事論事，死盯住十九世紀這段孤立的時間，而應把十九世紀和以前的時代聯合起來加以考察。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懷特海（A.N.Whitehead，1861—1947）就是這樣做的。他認為，十九世紀的信念主要有三個來源：第一是表現在宗教複興、藝術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浪漫主義思潮；第二是為思想開辟道路的科學大躍進；第三是徹底改變人類生活條件的科學技術。這三個信念的源頭都在上一個時代。但到了十九世紀，這三種思潮都達到了最高峰。[2]這三種思潮既然都源自上一時代，也就是出自現代性主導原則的理性所主宰的時代，出自強調主客體的認知理性所主宰的時代；隻是，浪漫主義思潮偏重“主觀性”和“自我張揚”，而其他兩種思潮追求的則是對“客體”之客觀性的認識。如果用哈貝馬斯哈貝馬斯的哲學話語來說的話，其他兩種思潮追求的就是“工具理性”的“目的行為”。因此，這兩種主客體各執一端的情況表麵上對峙，實質上密不可分。而且，它們都在德意誌精神大地上生發得最為典型和最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