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此前中國形象播散和分裂的結果，因而表現為一個解構過程，呈現出多主題、多層麵和多形式的態勢。具體來說，此前中國形象中一以貫之的作為“他物”的“異在性”，已不再是鐵板一塊，而逐步被中國形象的“複雜性”所替代。也就是說，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文學中不但有作為他物的中國形象，也有作為他者的中國形象，甚至還有由作為他物向作為他者的過渡，因而具有共存特點和混合形態的中國形象。
另外，多主題、多聲調的中國形象賴以存在的載體也不再像從前那樣，不是局限於純文學作品，就是多見於哲學論著中，而是分散到了整個社會文化話語當中。單就文學而言，參與描寫中國的不僅有通俗文學作品，也有遊記、日記等實用文學作品，當然也包括各種純文學作品。再一種情況就是，隨著中國文學和文化不斷地被介紹到西方，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越來越由實物鑒賞轉向文學閱讀，這樣一來，不但增加了中國形象的直觀性，也擴大了中國形象的影響麵。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德國作家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改寫中國文學作品，像歌德歌德《中德晨昏四季詠》那樣建立在中國精神之上的創作越來越多，甚至出現了像克拉朋德（Klabund，1890—1938）這樣專門從事改寫的作家。
但是，豐富性、多樣性乃至複雜性絕不意味著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是一盤散沙。稍微梳理一下，我們很容易就能歸納出其中的主線，循著這條主線，基本上也就可以把握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德國文學中中國形象的曆史地位和理論價值。這條主線就是：在哲學思潮和社會思潮的影響下，或者說，在現代性發生轉型之際的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呈現出由作為他物到作為他者，再到作為大寫的他者，最終走向作為自我這麽一個總的發展脈絡。這一趨勢主要反映在以下幾位作家的作品當中：卡爾·邁卡爾·邁、伊麗莎白·馮·海京（Elisabeth von Heyking，1861—1925）、赫爾曼·凱澤林赫爾曼·凱澤林伯爵（Hermann Graf Keyserling，1880—1946）、阿爾弗萊德·德布林德布林（Alfred D?blin，）、克拉朋德、黑塞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及漢學家衛禮賢衛禮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