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前麵兩節的論述，我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西方人在某種意義上起初是在宗教的支配下，準確地說，是在救世史觀念的驅動下，運用基督圖景來構造一種作為他物的中國形象的。但是，在這種中國形象逐步走向顛覆的過程中，恰恰又是宗教被當作了批判的武器。因此，這種中國形象之走向顛覆，是自我內在的顛覆，同中國的發展和演變似乎沒有太大的關係。
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可謂成也宗教，敗也宗教。在分析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形象轉型時，我們深深地感到了這一點。上文已經看到，在海京、凱澤林那裏是這樣；下文還將看到，在促成這種轉型的另外兩位關鍵人物德布林德布林和衛禮賢衛禮賢身上更是這樣。而且，如果說，海京和凱澤林還隻是在借題發揮，因而還停留在“腦袋”中抽象地憑借宗教來表達他們對否定性的中國觀的不滿，那麽，德布林德布林和衛禮賢衛禮賢則不是把宗教結合進文學虛構，就是身體力行，矛頭直指否定性的中國觀。隻不過，德布林德布林和衛禮賢衛禮賢所依賴的是不同的對象，前者依靠道教，後者信服儒教。
德布林德布林是一位柏林的醫生，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一本有關中國的小說會把他推上20世紀著名作家和劃時代人物的高位。至於他作為著名作家，已是文學史的常識了，這裏無須多說什麽。但就其劃時代意義而言，一般看到的多是他對小說手法的創新。其實，德布林德布林劃時代的意義還有另外一個層麵的含義，這就是他在中德文化關係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轉折意義。具體說來，德布林德布林通過幫助王倫實現“三跳”，推動並完成了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由作為他者向作為大寫的他者的過渡，從而為其進一步的自我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