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人類曆史上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一方麵，世紀之交，“黃禍之論”泛濫於西方，政治意識形態上對待中國的殖民政策愈演愈烈，直到最終訴諸武力加以幹預。八國聯軍和《辛醜條約》讓中國人一個世紀以來羞愧難當，並產生了深深的疑問：西方還會用一種“人”的正常態度對待中國嗎？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麵對西方的侵入？是西化，接受殖民；還是複古，永遠討論？二十世紀是中國人最費思索的一個世紀，人們思索最多的大概就是中西文化關係語境中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當然首先就得思考中西文化關係問題。另一方麵，世紀之交的文化意識形態又頻頻向主流意識形態發難，要求停止殖民，放棄霸權，變征服東方為學習東方。這種觀念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它為克服文化交往中的一切權威主義，建立卓有成效的協作精神和對話態度提供了先決條件。
因此，追求中西文化的平等互助，看來既是我們長期以來奮鬥的目標，也是西方學者一個多世紀以來探索的動機。通過前兩節的分析，我們看到，無論是海京，還是凱澤林，或是克拉朋德，他們都曾或多或少地發出過這樣的呼喚。但是，也許是由於時代的局限，或是因為個人的原因，盡管他們對傳教活動、殖民意識、霸權主義、進步觀念等一係列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提出批判，但他們批判的力度實在是弱了一些，因而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形象的被動地位。他們給出的不是結果，而隻是希望和啟示。
真正“改變了中國在歐洲的形象”的，是我們前麵一再提到的衛禮賢衛禮賢。[27]不過，我們前麵介紹的都是他的翻譯工作。其實，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翻譯家，更是一位傑出的作家。他有關中國的專著就有十種之多，諸如：《孔子在人類傑出代表中的地位》《中國：國土與自然》《中國人的生活智慧》《孔子的生平及其著作》《老子與道家》《中國文學史》《中華之魂》《孔子與儒家》《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等。其中，《中華之魂》無論敘事性還是學術性都比較突出，曆來受到重視。衛禮賢衛禮賢有關中國文化的觀點，及他對中西文化關係的理解，都集中見於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