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經過十九世紀末“血”與“火”的雙重洗禮，中德文化關係進入了更加紛繁複雜的二十世紀。如果我們想要用一個概念來概括二十世紀德國語境中的中國形象的話，這是極為困難，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二十世紀德國的中國形象尚未最終完成，或者說，直至今天，它依然處於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當然，一旦德國文化中的中國形象真的完成了，定性了，凝固了，那也就意味著人類找到了自我，與此同時，人類恐怕也就不得不放棄自我，因為一旦“異”與“同”之間的差別消失了，人類也就失去了其立足之根本。
那麽，二十世紀“中國形象”有沒有能夠被概括的總體趨向呢？我們認為是有的，即“自我化”的趨向。雖然這種強行概括有些武斷，也有些理想化，但我們這樣說，一是由於這種趨向已越來越多地成為人們的共識，二是出於我們美好的心願和祈求，希望“自我化的中國形象”早一天到來，因為那一天將是我們走出隔閡，進入相互理解的關鍵時刻。
當然，我們也必須嚴肅地指出，二十世紀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在邁向“自我”的過程中曾出現過兩段不正常時期，要麽變得極好，要麽被貶得一塌糊塗。具體地說，就是納粹期間以及東西方冷戰期間德國（冷戰期間為前東西德）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兩段時間前後持續長達四十年之久。嚴格說來，這兩段時間內的“中國形象”已經失去了它的文學虛構性和審美意識形態特征，成了納粹的政治意識形態工具，因而其曆史價值和現實價值都不是很大，唯一值得強調的一點是，我們應當以此為鑒，盡量避免這種不正常現象的重現。
因此，我們在研究二十世紀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的時候，應該將把重心放在三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有關論述上。三十年代是“中國形象自我化”剛剛起步的時代，以“兩卡”（卡夫卡卡夫卡、卡奈蒂卡奈蒂）為代表。布萊希特布萊希特（Brecht）的情況比較特殊，不但他與中國的關係難以簡單概括，而且他的“中國觀”持續時間太長，加上他本人的特殊地位，我們有意舍去他的作品不論，幸好有關他與中國之間的文化關係已多有研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重新活躍起來，不但出現了許多虛構之作，同時由於中國的改革與開放，使許多德國作家能夠親臨中國之境，因而也就產生了許多以遊記形式發表的作品。其中的立場五花八門，難以一致，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種單純把中國視為地理上的“異國”與物理上的“他物”的立場普遍遭到批判，而從文化上去認識中國這個“異在”，並通過它來認清自己，已成為普遍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