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禮賢衛禮賢和黑塞黑塞所揭開的二十世紀“中國形象”的序幕，首先被卡夫卡卡夫卡和卡奈蒂卡奈蒂這兩位猶太作家繼承了過來。作為猶太人，作為少數民族，他們對中國有一種更深切的理解和認同，因而也更容易把“中國形象自我化”過程推向前進。無論是從中國文化知識角度講，還是從文學表現力來看，或是就其思想深度而言，他們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並以此為基礎，塑造了一幅激動人心，令人“眩暈”（Blendung）的“中國形象”。
布萊希特布萊希特的調子比他們要溫和得多，因而其筆下的“中國形象”也中庸得很。但總的來看，他對中國是持積極和肯定態度的。中國文化對他的思想和創作曾產生過無法估量的影響。而他之所以能夠不斷地接受中國文化的營養，同他的這種肯定中國文化的態度是分不開的。我們看到，與曆史上其他許多“利用”中國的作家不同，布萊希特布萊希特變“利用”為“吸取”，在充分肯定中國地位的前提下，積極主動地與中國文化展開全方位的交流，上到老莊墨翟，下到梅蘭芳，都是他學習的對象。在他眼裏，中國文化沒有高雅/低俗之分，白居易與《灰闌記》傳奇故事一樣激發他的創作靈感。
本來，這種高揚“自我化”大旗的風潮有可能得以迅速展開，可是接踵而來的動亂歲月不但使西方文化本身遭到浩劫，也使其中的“中國形象”支離破碎，不堪入目。這種局麵持續時間之久，讓我們震驚。直到七十年代末，才稍有改動。德國當代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her Grass，1927—2015）是中德關係解凍後最早訪問中國的作家之一，他寫了《從腦中蹦出來的或德國人死光了》（Die Kopfgeburten oder die Dentscben Sterben aus）。小說中的“中國形象”雖然還帶有很深的偏見（傳統形象的偏見和意識形態的偏見），但是，作者還是認識到了一點，即對待中國不容許持輕視或忽視態度，接受中國這個充滿了“異性”的存在空間和文化氛圍，才是明智之舉。因而，總的來講，格拉斯筆下的“中國形象”還是積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