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之前，旅行家們的遊記不管是出於實錄還是出於虛構，都為西方人接受中國做好了紮實的知識準備工作；傳教士和商賈們的報道則進一步推波助瀾，促使人們由被動接受走向主動認知。進入十六世紀，這種認知無論是在深度上，或是在廣度上，都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標誌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麵：其一，中國在西方語言中一改從前的虛設符號“Seres”和模糊名稱“Katai”，而被正式命名為“Tschina”。“Tschina”這種叫法一直沿襲到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那裏。但是，令人頗為遺憾的是，在利馬竇（Matteo Ricci，1552—1610）之前很少有人真正判斷出，“Tschina”就是“Seres”或“Katai”，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China”。所以，當時的人們往往會把中國當作美洲，找到中國就像發現美洲大陸一樣，堪稱一大新的發現。這種把中國和美洲相提並論，或者說混為一談的做法，其影響所及直到十九世紀，因為直到這個時候，德國仍有作家用美洲人的形象來指稱中國人，譬如，德國詩意小說家施蒂夫特施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的《林中小徑》（Waldsteig）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綜觀整個中世紀，我們看到，中國不斷地被西方“重新發現”和“重新命名”。這一方麵反映了當時西方對中國的淺陋知識，但另一方麵也說明了西方從未放棄接受中國，而且，由不同命名的貼切程度和合理程度，我們發現，西方對中國的接受逐步走向全麵和深入，從而為肇始於十七世紀、全盛於十八世紀並席卷整個西方的“中國熱”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就在這股中國熱潮欲來風滿樓之際，西方出現了一係列有關中國的百科全書式的編撰作品，由此構成了十六世紀西方人主動認知中國的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