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如果說旅行家們和商賈們的遊記塑造了中世紀乃至十六世紀西方人的中國觀的話，那麽，到了十六世紀末，具體而言，到了1583年，隨著傳教士傳教活動在中國的廣泛開展和不斷深入，他們的著述報道也源源不斷地被發回西方.他們所描繪的中國形象在十七世紀便牢牢地控製了西方人關於中國的想象和觀念。換言之，十七世紀之前，促使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原動力可以說是文藝複興；而到了十七世紀，宗教改革運動的作用占據了上風，救世史思想泛濫一時，西方人對世界的觀察幾乎無法甩開《聖經》這副有色眼鏡，對中國的認識當然也不會例外。甚至於，這副救世史的有色眼鏡集中體現在了對中國的認識上。
我們在前麵說過，中世紀的冒險家一般還隻是滿足於捕捉些地理上和物質上的新發現，搜羅些奇珍異寶，以作回國後製造趣聞逸事之用。因此，他們對中國的探索隻能是走馬觀花，除了驚歎中國外表上的龐大和物質上的富足以外，很難有什麽深入而細致的了解，更別說領會和把握中國文化的精髓了。這樣來看，對於馬可·波羅在中國居留長達二十年，在其遊記著作中對代表中國文化最高成就的四大發明，尤其是舉世聞名的長城，不是隻字未提，就是一筆帶過，便也不難理解了。所以，難怪道森道森（Raymond Dawson）稱這幫冒險家為“瀏覽者”（Observer），[1]在道森道森看來，他們隻是匆匆而去的過客，追求的是也隻是一飽眼福。
十七世紀的傳教士們就截然不同了。他們主要關心的是使中國人皈依他們的宗教。他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堅信，中國人也會信仰基督教的真諦和普遍價值。[2]為了實現其傳教和救世的宏偉目標，他們自覺首先必須深刻而全麵地了解中國及其內在文化。為此，他們刻苦鑽研中國文化典籍，深入到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間，獲得了許多關於中國文化的獨特理解。在此基礎上，他們撰寫了大量的書簡、回憶錄和論著。盡管他們的資料往往受到護教和宗教感化之成見即救世史思想的啟發，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誤解和曲解，甚至他們自身也常常被斥責為“文化間諜”，但是，他們努力登堂入室，主動地接觸中國文人，積極地研習中國經典，有意識地去領會中國文化的真義，並向西方介紹這個神秘的國度及其文化等行為，無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