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複興導致了人文主義的濫觴，新大陸的發現則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使天主教會受到了嚴重的衝擊，不改革顯然難以為繼。於是，在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46）兩位領袖的領導下，宗教改革運動蓬勃開展了起來，在不長的時間內便席卷了整個歐洲。宗教改革運動提倡“因信稱義”，即信徒可以不通過教會的神職人員，直接和上帝進行溝通。很顯然，宗教改革運動的目的是要解決宗教的超驗性與不斷膨脹的世俗的個體性和主體性之間的尖銳矛盾。
換個角度看，宗教改革並不是想徹底地推翻天主教，動搖其信仰的權威，而是要求天主教放棄其絕對超驗性和神聖性，迎戰世俗大潮中日益張揚的個體的要求。宣傳這種教義的結果隻能導致天主教會發生分裂，削弱（而非顛覆）教皇的權威。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天主教進行了一次“反宗教改革運動”（Counter-Reformation），其目的是要在教會內部進行一次整頓，以便與宗教改革運動相抗衡，維護教皇的絕對權威，挽回教會在地域上和思想中的巨大損失。為了實現這種自我改造和自我強化的目的，天主教對內實行嚴厲的鎮壓，企圖消滅異教徒；對外積極進行傳教，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這種情況下，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便應運而生，並且充當了“反宗教改革運動”的急先鋒。耶穌會正式成立於1540年，其創始人是西班牙貴族伊格納修·羅耀拉（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
從曆史角度來看，“耶穌會”的反動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也產生了兩方麵的積極作用：其一，耶穌會重視知識，提倡教育，創辦了許多耶穌會學校，培養了一批名人學者。其二，耶穌會重視國外傳教事業。在傳教的過程中，將基督教以及西方的文明科學傳播到全世界，同時也將非西方世界的文明順便帶回了西方。因此，我們雖然絲毫不能否認，在耶穌會士傳教活動背後作祟的是“為基督教征服全世界”[4]的救世史觀念，但我們也絕不能無視耶穌會士傳教活動所帶來的客觀的曆史作用，那就是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對中國文化之西傳的巨大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