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感應”與西方的“反映”是不同的,“感應”不是像反映那樣忠實地複製外物,它不是鏡映過程,而是在對象物的引發下情感的對應、搖動、活躍、興發過程,這是詩人接觸到對象物之後產生的一種比反映活動更為廣闊、更為無限、更為微妙、更為神秘,同時也更具有詩意的心理活動。
中西古代文論有很大差異。這一點我們前麵說過了。但也不能說沒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摹仿說,主張文學藝術是對外部世界的摹仿,其中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必須有被摹仿者,然後才有摹仿。這個被摹仿者就是作者所麵對的外部的世界。外部世界引起摹仿者的興趣,才能產生摹仿的動機,然後才有作者的摹仿行為。可見,外部世界的刺激,是文學藝術的最初的本原。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本原論的最初論述,可以追溯到《禮記·樂記》。《禮記·樂記》是中國最早的音樂理論著作,其作者尚無定論,傳說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公孫尼子。《樂記》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幹、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2]
這裏所說的“樂”,並不是僅指音樂,它是一種舞蹈、詩歌、音樂三位一體的綜合藝術。這就是說,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學藝術的產生,是由於外物的感發。自《樂記》提出“感物”說(也有的論者稱為“物感”說)之後,後代的許多理論家皆持此說。陸機將“感物”說得很具體: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誌眇眇而臨雲。[3]
這意思是說,“四時”的變化引起詩人的歎息,萬物的複雜引起詩人的“思紛”,勁秋的落葉使人悲,春天的柔條使人喜,心冷清是因為想到了寒霜,誌氣高遠是因為麵對白雲。陸機以詩的語言說明,人的各種感情不是憑空產生的,外物的變化是人的感情變化的根據。沒有對萬物的感應,就沒有動人的詩情。這種“感物”理論,在劉勰那裏得到了最好的概括,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