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代文論對文學作品的“至處”的理解,與20世紀西方科學主義文論對文學作品的“至處”的理解,根本不同。中華古代文論認為,“詩之至處”是詩人的性情,是主體的詩情畫意,是那種可言不可言、可解不可解的思致情性;西方文論的形式論則認為,文學作品的“本體”或“至處”,是語言和語言的結構。一個崇尚詩人所展示的內心世界,一個推崇詩人所展示的語言技巧。
在文學作品言、象、意三層麵中,哪個層麵是文學作品的“本體”呢?因“本體”(Ontological)一詞,歧義太多,我們不妨從清代文論家葉燮的《原詩》“詩之至處”一語中挑選出“至處”來取代“本體”這個詞,因為“至處”就是根本點、突出點和極點,容易被我們所理解。
(一)“得意忘言”
中華古代文論對文學作品的“至處”的理解,與20世紀西方科學主義文論對文學作品的“至處”的理解,根本不同。中華文論認為,“詩之至處”是詩人的性情,是主體的詩情畫意,是那種可言不可言、可解不可解的思致情性;西方文論的形式論則認為,文學作品的“本體”或“至處”,是語言和語言的結構。一個崇尚詩人所展示的內心世界,一個推崇詩人所展示的語言技巧。
中華文論的作品“至處”的思想來源是莊子。《莊子·外物》篇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這段話我們前麵也引用過,但沒有認真解析它的含義。莊子所追求的是“道”(也就是這裏所說的“意”),如果追求到了道,當然其他也都不重要了。魚捕到了,那麽漁具當然不重要了;兔捕到了,當然捕兔的工具不重要了;意(道)得到了,當然作為獲得“意”的工具的言不重要了。“得意忘言”可以說是莊子言意關係最徹底、最終極的說法。中華古代文論受莊子影響甚深。一直認為“意”(實際相當於道家的道)是最重要的,在言、象、意中,意為根本,“意”(包括情性、性情、情、誌、體驗、賦家之心、詩家之景等)是“詩之至處”。前麵我們論析過,劉勰追求“文外之重旨”和“義主文外”[55]。唐代皎然則說:“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詣道之極也。”[56]如果說劉勰還沒有與莊子的“得意忘言”的思想接通的話,那麽皎然“但見性情,不睹文字”的說法就把莊子的哲學語言“得意忘言”轉化為詩論語言,而且強調了莊子的“忘言”的旨意。宋代蘇軾則在《既醉備五福論》中說:“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元代元好問認為,對於詩來說,“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57]。他的提法與皎然的提法是一致的,認為詩的根本不在文字語言,而在“情性”上麵,這也就是莊子的“得意忘言”的意思。清代劉熙載說:“杜詩隻‘有’‘無’二字足以評之,有者,但見性情氣骨也;無者,不見語言文字也。”[58]他以杜詩的“至處”把上麵的思想具體化了。以上資料都具有代表性,深刻說明人們理解“詩的至處”仍然以“意”為根本,“得意”就要“忘言”。